■本报记者 冯丽妃
布莱恩·鲍伊尔（Brian Boyle）是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天文研究学会主席，现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工业组织（CSIRO）平方公里矩阵（SKA）项目首席科学家。近期，在南京举行的第十届中澳科技研讨会上，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畅谈了中澳天文学合作远景以及对中国天文学研究现状的看法。
《中国科学报》：你为何会选择天文学作为终身职业？现在是否还保持着初时对天文学的热爱？未来，在天文学研究方面最想做一件什么事？
鲍伊尔：天文学研究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探索之路，你发现得越多，就会觉得自己知道得越少。就像当初我们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后，才知道自己对宇宙的了解是多么有限。
然而，这也正是天文学让人激动之处。回头想一想，在这个宇宙中一颗并不那么耀眼的星球上，人类已经取得这么多的成绩就让人感到兴奋和震撼。所以，宇宙学巡天望远镜KDUST、大型望远镜FAST和平方公里矩阵（SKA） 等大型望远镜工程建成后，还有可能再次颠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让我们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这正是我选择天文学研究的原因。
至今，我对这份工作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少过，我也从未想过哪一天人类会发现宇宙的全部奥秘，宇宙还有很多神秘之处吸引着我。我的梦想是能够去一次南极，去一次昆仑站。
《中国科学报》：中澳天文学研究在过去50年合作中有哪些主要成果？
鲍伊尔：可以说中澳天文学领域合作的历史比两国政治建交的历史还要长。1972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而早在1963年，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克里斯汀森来中国访问时就已经开启了两国天文学交流合作的历史，现在北京密云的射电望远镜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澳老一辈科学家合作的成果。同时，通过人才交换，双方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天文学研究人员。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又在帮澳大利亚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阵列——SKA，从望远镜的天线设计到制造，中澳双方获得了进一步的合作。可以说，中澳双方在过去50年的合作中均获益良多。
《中国科学报》：目前中澳两国天文学家在南极有哪些合作项目？
鲍伊尔：南极大陆上的高原冰穹A气温极低，风速很小，湍流边界层距离地面也非常近，是地球上最理想的天文研究地点。2005年，中国科学家成为全球首次登上冰穹A的科研人员，并在那里建立了昆仑站。
2008年，中国科学院南极天文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等单位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研制自动天文观测站PLATO并将其运送到冰穹A，这是一个自动供电的天体物理观测台站，可以为中国的南极巡天系列望远镜AST3提供能量和通讯支持。
同时，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南极天文望远镜方面也有很多面向未来的合作。AST3系列望远镜共由3台组成，每个望远镜的通光口径都是50厘米。目前，有一台已投入使用，第二台也已经建成并在测试中，澳大利亚将和中国合作完成第三台望远镜。同时，中国计划“十二五”期间建设的2.5米KDUST南极巡天红外望远镜，澳大利亚也会参与设计。
我们很高兴可以与中国科学家一起合作，参与研制AST3和KDUST望远镜项目，我们将为这两项工程提供任何可能的支撑。
《中国科学报》：南极天文学研究需要能源为支撑，PLATO观测台使用的部分能源就是太阳能。请问目前新能源在南极应用程度如何？
鲍伊尔：尽管现在PLATO观测站在利用太阳能，但是在基地漫长的冬季，由于太阳低于地平面以下，能源供给还远远不够。所以现在南极科考仍然存在柴油等环境污染的问题。
在南极，风能不具备开发优势。这里也不可能使用潮汐能或是地热能，而又不可能在南极建设核电站。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量降低望远镜的能耗。
事实上，能源问题也是SKA等大型天文学工程未来要解决的难题。现在，澳大利亚正在竭尽全力让SKA工程中的射电望远镜等基础设施尽可能使用新能源。幸运的是，澳大利亚有足够的日照条件，当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让这些设置24小时连续依靠太阳能运行。新能源领域的研究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这也是未来中澳两国潜在的合作点之一。
《中国科学报》：中国现代天文学起步较晚，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鲍伊尔：中国天文学发展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天文学研究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如今的中国天文学已经非常成熟，很多天文学工程都领先世界。
冰穹A是南极最高的高原，是地球上环境最严酷的地方，也是天文学研究的理想观测地点。然而，在这里做科研所要面对的挑战，就像带着大量的设备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很多人对此望而却步。然而，中国科学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在那里建站的人员，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雄心壮志。
今年5月，我到贵州参观FAST的施工现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望远镜工程，很有前瞻性，同时也极具挑战性。能够亲眼见证这项工程的创建过程，我感到非常幸运。
现在的中国不仅关注国内发展，同时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是国际天文学界非常活跃的一员。例如澳大利亚正在建设的SKA工程，2001年，中国就是发起SKA工程的一员；并且中国还在全球最大光学望远镜TMT工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果时光倒退20年，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科学报》：未来中澳双方在哪些天文学研究领域还存在潜在的合作点？你如何看待双方未来的合作前景？
鲍伊尔：未来中澳双方在天文学领域的合作点还有很多，例如，大型望远镜的研发与数据共享、科学思想的交流、人才交换等。此外，如何处理获得的庞大数据也是一个潜在合作点。
例如，尽管第一个AST3望远镜只在南极工作了两个多月，它获取的数据已超过3万亿个字节。所以，未来一旦3架望远镜全部到位，每一个季节就会产生亿万兆的数据量。如果FAST、SKA等大项目建成后，我们将会被数据的海洋所包围，所以我们需要至少比现在快50倍的超级计算机，所以培养专门的数据处理人才十分紧迫。这次会议中可以看到，很多科学家都已经在向天文学支撑和服务方向转型。
希望未来50年，在中澳两国天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还会取得人类未曾想象到的新发现。
《中国科学报》 (2013-11-21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