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一场低调进行了两年多的“大部制”改革在山东大学悄然落下帷幕。
“高校实行大部制改革，是因为高校的管理架构和政府很相似，高校成了政府的延伸。”山东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说。
可“大部制”改革显然不是高校改革的终极目标，“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这句话在过去多少年后，仍然振聋发聩。而在中国的高校中，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学术为尊、学者治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落下的帷幕，也许只是个开始。
政府机构有多少，高校机构就有多少
临近年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到学校报销出差费用，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客气，几乎是“毕恭毕敬”地为这位教授办完所有手续。“行政人员的作风改变很大。”王忠武说，有位教授因为手续不全，办起来非常麻烦，工作人员详细做了解释，自始至终态度都很好。对比以前有些校机关做事拖沓、脸难看的印象，王忠武很自然地想起了“一把椅子”的理论。
“一把椅子论”由山大校长徐显明提出。从2009年底，山大就开始试点旨在改变校部机关的“大部制”改革，以转变现有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2012年5月，山大推进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在改革动员会上，徐显明说:“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不能坐，处长也不能坐，只要老师来了，这把椅子只能是给老师坐，校长和处长要站起来，把椅子让出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对“椅子论”也有过类似阐述，他留下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名言:“校长是给教授搬椅子的。”
在山大的“大部制”改革中，重提“椅子论”，学校也有自身的考虑。1月12日，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李建军对本报记者说，我国的政府和高校管理体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高校的管理架构和政府很相似，我们的高校是政府的延伸。”在李建军看来，现有管理体制不适应山大发展，“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必须改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在盘点了众多高校的管理机构后，直指高校已成为“一级政府”。他发现，北大的管理机构与国务院管理机构一样多，其他大学通常也有30个左右机构，普遍存在机构重叠、人员庞杂、行政干预学术的问题。
尽管改革思路颇有相似，但相比舆论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关注热情，高校“大部制”改革显得有点冷清。无论是浙江大学的学部制改革，还是清华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均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山大从2009年底就试点的“大部制”改革同样低调，李建军说，改革前后历时两年多，一直“不声不响，媒体的报道都很少”，以致该校一位研究高等教育的教授，自始至终对改革都没有“很关注”。
“安静”有时也意味着改革者的审慎。李建军说，改革前，山大不仅借鉴了国内高校的经验，也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最终找到了可资借鉴的改革方式:大学的“扁平化”管理。
在“大部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法学博士出身的徐显明鲜有激进举措，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很谨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可以印证的事实是，早在2009年底，山大就进行了首批“大部制”改革试点，撤销原科技处、社科处、学术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组建学术研究部；撤销原校友办、国内合作办等机构，组建合作发展部。不过，直到2012年5月，山大才进行第二批“大部制”改革，前后相差两年半。
面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顽疾，不乏有改革者施以猛药。去年，中南大学推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一时“改革激荡中南大”。在李建军看来，稳妥是山大“大部制”改革的一大思路。“我们是要探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这需要缜密的方案。”他告诉本报记者，试点前，学校对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做了预案，试点过程中，书记、校长大会讲小会讲，统一认识，“我们光中层班子调整补充，2012年就基本搞了一年，做人的工作必须细。”
徐显明在谈及改革方案时直言，这不是一个彻底的方案，“是一个符合山东大学现实的方案，不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