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财波手持其论文与祁开龙的论文。
李财波供图
2003年4月，李财波到澄海县樟林做拓片。
祁开龙的一名师弟正在拓制碑刻。祁开龙供图
广东普宁市燎原镇普宁职校教师李财波怀疑福建师大历史系在读博士祁开龙剽窃自己的论文，并展开一系列维权行动。关于是否构成抄袭剽窃，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9方晚清碑刻内容的使用上。前者认为对方未经授权使用了自己拓印的碑刻内容，并且未标明出处；后者则认为自己使用的碑刻内容的拓印者另有其人。但同时，遭抄袭质疑的福建师大给出的鉴定结果也承认，其在读博士存在“遵循学术规范不够完善和严谨”的问题。
那么，“遵循学术规范不严谨”与学术不端行为的界限在哪里？现实中通行规则是否因有漏洞而更容易沦为潜规则？本文或将为上述疑问提供一个具体案例。
■本报记者 甘晓
7月来临，广东省普宁市燎原镇普宁职校教师李财波并没因为马上到来的暑假而松一口气。他正在焦急地等待教育部学术委员会的答复。
今年3月，李财波开始怀疑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读博士生祁开龙剽窃了自己的论文。李财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拓制、抄读、整理的9块石碑竟然不经自己允许被他人所用，还抄袭了他研究石碑的论文，感到非常愤慨。
不过，祁开龙也一肚子委屈：“出土文物都是国家所有，石碑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能拓制和使用吗？”
似曾相识的论文
今年3月19日，李财波不经意将自己的名字作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了一次。
他发现了一些异常：搜索结果的前几条中，便有一篇名为《从出土碑刻看清中晚期韩江流域的行商风险》的论文显示了李财波的名字，这篇论文发表在河南博物院主办的杂志《中原文物》上，发表时间为2011年6月。
“我是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但也没印象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了呀。”李财波的第一反应是不解。他仔细一看，这篇自己似曾相识的文章署名却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祁开龙，顿时大吃一惊。
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韩山师院潮学研究所（现改为潮学研究院）组织大学生制作全潮汕的碑刻拓片，准备出版《潮汕金石文征·明清卷》。当时，负责拓片制作的大学生主要有李财波及同学陈伟、黄岳宏等人。
李财波回忆：“那段时间非常辛苦，几乎牺牲了双休日和寒暑假，走遍了潮汕大地，才把碑文内容整理出来。”最终，他们共制作拓片300多通，现存于韩山师院潮学研究院资料档案室中。
在他看来，碑文拓制复杂，是相当艰苦的工作。拓碑前，需在碑刻表面涂一层中药白芨水，贴上宣纸，并且要求与碑面完全密合，并使文字凹入，直至整张宣纸变成纸浆。随后需用双手执拓包捶打碑刻，使各处墨色均匀，等宣纸八九成干时才可取下拓片。
“整个过程有时需要一整天。”李财波说。
2004年，在韩山师院潮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黄挺、副教授吴榕青的指导下，李财波从300多通碑刻中选取9通关于韩江航运纠纷的碑刻拓片，进行释读、抄录、校对、标点、查考，整理成9篇系列文献资料。对此，韩山师院潮学研究院工作人员郑守治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时，李财波和其他3名同学一起完成了大量的碑刻拓制工作。”
同时，他还完成了题为《从碑刻看清代中期以后韩江的航运纠纷》的论文，参加第八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最终，该文荣获三等奖，并收录于《潮汕区域文化研究》一书中。2007年12月，李财波将此文修改后，参加了第七届潮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2月，该文全文刊于《第七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担心：“是不是祁开龙抄袭了自己的这篇论文？”
于是，他花了5元钱从数据库中下载了祁开龙的论文。看完论文，他又生气、又吃惊，“文章超过90%的碑刻内容与我几年前拓印的碑刻内容一致，而且论文思想和行文思路与我的文章完全一致。全文只在参考文献提到引用了3处我的论文。”这让他非常气愤，“为什么这3处知道标注引用，其他地方就不知道标注了呢？”
“莫名”的攻击
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李财波按捺不住便开始联系祁开龙。通过几次三番的交涉，李财波终于从福建师大历史系办公室获得了祁开龙的手机号。
祁开龙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攻击。”当天，祁开龙接到李财波的电话，为了表示礼貌，他并没有态度坚决地立刻否认李财波的“攻击”。
“他一上来就问我为什么抄袭他的文章，我一头雾水。”祁开龙说。李财波也回忆，第一次通话中，祁开龙这样说道：“对不起，给您带来了麻烦。”
李财波进一步要求，一是销毁《中原文物》2011年第6期全部出版印刷的刊物，二是取消网络上的一切相关记录（包括期刊网、百度文库等）。不过，祁开龙一时不知道如何作答，便承诺两天内给李财波答复。“我只是一个学生，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情况。”祁开龙说。
当天，祁开龙立刻将此事上报至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学院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刻决定请学院同行专家对两篇论文进行鉴定。”祁开龙回忆。3月22日，鉴定结果显示，论文不存在抄袭。“我将这个结果告诉了李财波，但他并不接受。”
接下来，祁开龙又收到了李财波控诉他抄袭其论文的电子邮件。这一次，李财波向他提出了两个“补偿”方案。一为赔偿“精神损失费”8万元，同时不能使用此文用于博士毕业，并在相关刊物上公开致歉；二为赔偿“精神损失费”8万元及论文使用费12万元，同时在相关刊物上致歉。
出于礼貌，祁开龙仍然回复道：“给您添麻烦了。”不过，他感到十分委屈：“我的确没有抄袭李财波的论文。”
2010年4月，祁开龙导师指导的所有学生在福州开元寺开了一次读书会。一名2009级的硕士生与同门交流了《潮州古城竹木门、东门出土碑刻辑释》的读书报告。“当时，导师便认为其中9方碑刻对研究汀韩流域的客家与福佬族群关系的史料价值很高。”祁开龙说。
而祁开龙的研究方向正是针对福、客族群关系的研究。于是，他便开始着手研究导师提出的这方碑刻。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他读到了韩山师院学生李财波曾发表的论文。《从碑刻看清代中期以后韩江的航运纠纷》成文后，祁开龙特地在文献综述一章中提到李财波的论文。
思来想去，祁开龙觉得应当向李财波说清自己的想法。3月23日晚上，他给李财波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确指出：“经一位全国知名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我学院4位博士生导师和一位学报主编的审定，我可以很明确地回复你，我的文章符合学术规范，且并无抄袭你的文章的嫌疑。”“对于你提出的两种经济解决方案，我不会支付这笔所谓的‘精神损失费’和‘侵犯著作权费’。”
短短几个月中，当事双方书信往来多次，李财波也多次找到福建师大协商鉴定。今年6月，福建师大邀请业内4名专家对祁开龙的论文进行鉴定。该校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将最终结果发给《中国科学报》记者，鉴定结果指出，祁开龙的“主要问题在于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不够完善和严谨”，依据福建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学术道德规范的若干规定》，经认真审议和表决，认定祁文不构成抄袭剽窃行为。
祁开龙称，随后，他对自己“行文的不规范之处、对李文尊重不足之处，都向李财波表示了歉意”。
对此，李财波继续提出质疑：鉴定专家究竟有谁？认定不构成抄袭的结果的依据是什么？他在博客中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祁开龙看来，这个莫名其妙的攻击并没有停止。他说：“这段时间以来，这件事已经对我的个人生活造成极大伤害，我也想通过一个客观、公正的途径，把这件事说清楚，消除社会对我及福建师范大学的消极影响。”
研究拓片算“抄”吗
两人的纠纷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即祁开龙究竟是否使用了李财波拓制的碑刻。
为了说明祁开龙剽窃行为成立，从今年3月下旬起，李财波仔细对比了两篇论文的雷同程度。记者看到，在这份电子表格中，李财波依次列出33处雷同处并加以分析。李财波认为，祁文中擅自使用了他所拓制的碑刻内容。例如，对同治五年十二月《奉道宪碑记》的碑刻内容便是祁开龙复制其所拓碑文内容所得。
据李财波称，在一次与祁开龙的通话中，他得知，上述拓碑文内容是祁开龙通过潮学研究院一名姓吴的老师拷贝李财波当年所拓碑刻得到。不过，李财波与这名吴老师通话时，吴老师却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祁开龙”。
为保护自己的研究成果，李财波找到韩山师院院长林伦伦、团委书记郑文锋等人，给他所拓制的9方碑刻开具成果所有权证明，强调“未经韩山师院潮学研究院和李财波本人同意，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使用这9篇资料”。
祁开龙则称，得知碑刻被送往博物馆后，2010年8月，自己的一名师弟曾与多名同学多次前往潮州市博物馆抄录，并对这9方碑刻进行拓制并释读。“我是用的经过我师弟许可使用的碑文内容，与李财波完全无关。”他说。
为证清白，祁开龙也开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9处引用碑文与李文不同的细节，其中包括5处李文中不曾涉及的碑文。例如，李文中“潮属适匪滋事，将碑毁残”中的“适”和“残”应分别为“逆”和“灭”。而嘉庆二十四年《奉列宪禁碑》中的“许商人指名禀赴本县以凭从重究办，决不宽贷”一句，李文中则没有。
对此，记者致电《中原文物》责任编辑黄林纳，她称：“一般说来，出土文物应归国家所有，即使进行了拓制，也不应该归个人所有，那么祁开龙利用碑刻研究碑文是没有问题的。”她表示，在刊物进行多次严格审查中，专家均没有认为祁文有抄袭现象。
不过，李财波仍然坚持认为祁开龙的行为属于剽窃。于是，今年6月4日，他按照学术申诉的程序向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投诉。
一个多月过去了，记者致电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此事已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具体落实时间未知。”
看来，李财波和祁开龙都还需耐心等待。
影响力VS资料保护
■本报记者 甘晓
在李财波与祁开龙的“剽窃”风波中，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现为潮学研究院）原所长黄挺一直处于矛盾中。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这位潮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表示：“我非常希望他们私底下和解，这件事扩大后对整个潮学研究的影响可能不好。”他透露，正是潮学研究中存在的保护资料和扩大影响力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二人的纠纷。
内部调查未果
今年3月，李财波怀疑祁开龙抄袭其论文后，认为除了曾为其拓制碑刻的潮学研究院和提交“挑战杯”资料的韩山师院团委，不可能有其他机构和个人拥有其拓制的9方碑刻。他进一步怀疑，正是这两家机构有可能将那9方碑刻的资料经过不透明的渠道拷贝给了祁开龙。
于是，李财波便带着这个疑问，向曾经指导他写作“挑战杯”论文的导师黄挺反映情况。
在仔细对比了两篇论文后，黄挺发现，祁文的确有几处碑刻涉嫌擅自使用李财波曾拓制的碑刻。“当时是我给李财波的碑刻做的校对，现在看来，还有一些错误之处也被引用了。”黄挺说，“而且没有标注出处，这可能是李财波最介意的地方。”
据悉，潮学研究所得知此事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当时，黄挺认为，有可能是所里的某位同事将资料拷贝给别人了。
不过，经过反复询问，没有人主动承认。由于没有证据，调查随后中止。黄挺很矛盾：“如果真的调查出来，对这位同事也不太好。”
但是，黄挺心里有数。最近几年，每年都有研究院里的学生去祁开龙就读的福建师大继续深造。“如果祁开龙真的使用了李财波所拓制的碑刻，这些资料和祁开龙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黄挺推测。
据黄挺的几名就读于福建师大的学生称，福建师大如今也意识到不规范获取资料行为的严重性，开始严格学术规范。
吸引学者的潜规则
黄挺称，研究院非常重视学术交流，例如常常召开以讲座和讨论班形式的“潮学沙龙”。不仅如此，每年，研究院都会有外校的学者甚至国外的学者前来作研究，“他们都非常看好研究院拥有的资料，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文献”。
在潮学研究所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前来交流的学者可以使用研究院里的所有资料，包括碑刻拓制和碑刻本身。也就是说，只要登记在案的交流学者，则可以使用由潮学研究院所拓制的碑刻，或者直接从碑刻上重新拓制碑文。
“我们会说，最好不要拷贝给其他人。”黄挺强调。不过，这并没有被写进潮学研究院的相关规范中，研究人员对资料的保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此，通过宝贵且开放的资料吸引学者则成了研究院奉行的潜规则。黄挺担忧，近年来，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这样的规则也许会给研究院带来不良影响。
需要扩大影响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潮学研究院不希望与学者们分享资料。他强调，现在的潮学研究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宏观的角度。
1993年兴起的潮学是一门研究潮汕地理、文化、经济、人物、历史、哲学的学问。由于研究方向较窄、历史短暂，潮学研究具有浓重的地方特色，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是潮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地。在我国，韩山师院潮学研究院的10名教师是从事潮学研究的主力军。“我们这所学校，能配有10个编制研究这个学科，已经很不容易了。”黄挺说。
不过，在黄挺看来，尽管潮学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努力，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献古籍的历史研究上。“未来，我们非常希望潮学能够与‘大历史’相连接，我们需要历史文化和人类学学者的协作。”他说。
黄挺认为，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比较窄的学科，要扩大影响力必须有其他学者的分享。黄挺说：“我们挖掘资料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来利用，但是，一定要说清引用和出处，不要再出现类似的纠纷了。”
《中国科学报》 (2012-07-26 A3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