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1-16 8: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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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去年辞世的科学家:在肃穆中回首,让梦想继续


 
■本报记者 洪蔚
 
2011年是一个值得科学界肃穆回首的一年,一位又一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离我们而去。
 
每次当一位杰出英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总会留给我们一些可供传承的财富。而2011年辞世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用一生造就的是一个科学时代,他们无愧于中国科学的历史标志这一称号。
 
当这些科学史的标志,一个又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他们在时代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是否也随同他们一起离去了呢?
 
为了人民的科学
 
1947年,当罗沛霖带着生平第一套西装和500美金,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执行的是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学习电子。
 
此时的罗沛霖已经35岁了,自言在学习上比不了年轻人。然而,他还是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早年奔赴延安,在延安创建通信材料厂,用电台支援抗日,到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士科学家”是人们对罗沛霖的经典总结——战士、博士、院士。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科学家”声誉。
 
1950年,就在罗沛霖完成了秘密任务,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的朱光亚,也正要起程奔赴新中国,他在起程前,撰写了《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对留美同学发出了热情号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们”,“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自己的人民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随着时代的不同,更新着对科学与国家的认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科学救国”,再到罗沛霖、朱光亚这一代科学家,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使命,明确提出了“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科学使命。
 
回顾那一代科学家的科学历程,为了国家的需要“几度变化专业方向”的情形,出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经历中。2011年1月,分析化学、半导体化学家沈天慧辞世,熟悉她的人说:“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她三改专业,以一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对党、对祖国诚挚的爱。”
 
在“自由探索”与“国家需求”之间,他们坚定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生前曾说:“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这或许是对那一代科学家科学人生的平实、真切的总结。
 
新中国的拓荒者
 
1958年,当施雅风第一次登上中国西部冰川时,他开拓的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荒芜国土。几年的时间他足迹遍布天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前后24年,他编写出了世界唯一一部冰川编目——《中国冰川目录》,被称为中国冰川之父。
 
回首2011年辞世的大师们: 董玉琛,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黄翠芬,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我国基因工程创始人;王大珩,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的先驱者;罗沛霖,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的科学在他们的手中,从无到有地创建、发展起来。
 
此外,更多的“研制第一台(架)XX”、“创建第一家XX”、“填补我国XX空白”的字眼,留在了在2011年离去者们的身后。
 
有人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光学的成长史”,在70岁的时候,王大珩曾自填一阕道:“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1948年,满怀科技强国的梦想,王大珩从国外回到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应用光学在中国几乎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没有光学,没有光学玻璃,就无法研制出高水平的精密测量设备,国家实力的增强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在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战略科学家
 
2009年,杜祥琬主编了一部朱光亚传记,称朱光亚为战略科学家。2011年陨落的大师中,享有这个称谓的不只朱光亚一人,罗沛霖、王大珩都曾被称作战略科学家。
 
在杜祥琬看来,朱光亚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不仅为我国核武器、为我国国防科技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技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863”计划、“中国工程院”这些中国科技界已经不可缺少的“词汇”,就是在这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横空出世的。
 
1986年3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针对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提出: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
 
如今经过20多年的实施,“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度过了“拓荒年代”后,随着中国科学的稳步发展,很多老一代科学家,都把完善中国科学的组织建设,当做一种责任。
 
罗沛霖生前回顾自己一生时,“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催生了中国工程院。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
 
从1978年,罗沛霖就开始思考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事,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撰文在媒体上介绍国外相关经验。1994年他正式起草给中央的建议,并联合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共同提交。
 
在6人的倡议下,1994年5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对此,罗沛霖生前曾说:“包括我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女科学家的道路
 
2011年6月20日,何泽慧在北京逝世。对她的一生最多的评价是“低调,淡泊名利”。有人说,在钱三强的光芒下,她作为科学家的光辉被遮蔽了。
 
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夫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是钱三强为中文版《居里夫人传》所做序言里的一句,在这句话之后钱三强写道:
 
“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的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打得破的。”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自己的人生就是对钱三强所说的“信心与忘我的工作精神”的注解。
 
2011年还有4位杰出的中国女科学家走完了自己“脚踏实地”的科学人生,她们是:王涛、黄翠芬、沈天慧、董玉琛。
 
女人做事业很难,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18岁时何泽慧打破禁锢冲进了女人的禁区,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物理;26岁时,她又突破了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实验弹道专业不招外国人、不招女生的防线。
 
然而,就是这些打破了种种“枷锁”,冲破了种种“禁锢”的“女生们”,给人们留下的却是“纯净”、“安详”、“低调”、“温暖”的感受。
 
熟人都管黄翠芬叫“蜜蜂妈妈”,他们说:“她内心的从容、宁静你只要走近,就能感觉到。”从求学到科研都曾经历种种艰难的沈天慧,则有着一种“让人崇敬和亲近的魅力”,“就像一个邻家的祖母”。
 
她们用自己的人生,成功地塑造出中国一代科学女性的雕像。她们用坚韧、淡定的品格,开辟了中国女性的科技道路。
 
杰出科学家的品格
 
杰出科学家离去,当我们自问:“谁可以接过大师的衣钵”时,最难的也许是传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磨砺出来的优秀品格。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当年,吴阶平为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进行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术后,郭应禄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论文完成后,吴阶平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虽说王大珩的一生就是中国光学的成长史,然而他生前最不满的就是总有人称他为“中国光学之父”,“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知情者评价说,这多少会让它的倡议者王大珩等人心寒。
 
2011年去世的科学家们,很多年逾90,他们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当中国科学的拓荒者们,一个接一个离去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大地也日渐丰饶。
 
中国科学从无到有,在他们手中成长起来,他们可以笑对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科技强国”的梦想,却远没有终结。他们把这个梦想,留给了我们。有人在网上写道,愿大师们“天堂安息”——或许完成未竟的事业,恰恰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他们不是明星
 
在2011年人们哀悼一位又一位中国杰出科学家辞世的时候,也有一种愤慨的声音同时响起:“为什么大师们走得那么安静,为什么明星们的绯闻,比大师的离去更让公众关注?”
 
在这种愤慨声面前,我总感觉愕然:为什么要把“大师”和“明星”相提并论呢?
 
所谓明星,就是那些可以娱乐大众的人。科学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科学家的人生,也不具备大众娱乐性,更不是用来供媒体炒作的。
 
有人回忆何泽慧说,她冬天总是一件老式棉布袄,她的家居陈设简陋。——这样的生活,应该不会给大众太多的谈资。
 
他们的光芒是内在的,他们默默无语地离去,和他们默默奉献的一生,也应当是相符合的。
 
送别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喧嚣,而是肃穆。肃穆和敬意——或许就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应该想想,怎样继承他们留在身后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 (2012-01-16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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