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王教授，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谁缺席了高考？无非就是主观和客观两个原因，客观我们说了，就是因为人口基数在走低，所以必然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今天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主动放弃高考的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孩子？
王锡锌 特约评论员：
其实从现在有的一些数据来看，一方面是有一些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主持人：
走了。
王锡锌：
对，主动选择出国了，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在持续的走高。当然这个留学的人数里面，可能有一些并一定是高中生直接出去，但是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所以有一部分，其实他们是在有选择的时候，选择了其它的高等学院。
主持人：
您刚才说在有选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出去；还有一种就没有选择，因为农村有一句话“我要是不参加高考，我以后受穷，我参加了高考，我现在就受穷”，也就是上了大学以后穷，是这么一个困境？
王锡锌：
因为中国的这种教育资源，不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应该说分配都是不太均匀，所以我刚才说有条件地选择出国。要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甚至没有一定的信息，那么可能你想选择出去也不太容易的。所以有另外一部分人，比如这个本来家庭条件可能受到限制，他们既不能出国，而且在面对现有的这种高考和未来的这种高等教育的时候，他们可能在经济的资源上很难支持。比如说学费，学费现在可以说国家中等学费，从世界标准来说并不算高，但是要知道，这种学费对于一些农村的孩子来说依然是很高的，可能入学致贫，对于某些情形来说还是存在的，这里面有一种被动的放弃。
主持人：
教育部提供了一组数字，今年复读的学生在减少，这也是导致高考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其实您觉得这个复读人数减少说明什么问题？
王锡锌：
从好的方面来解读，原来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如果一次考试不理想的话，那就接着回炉。这种复读的学生减少，这种数量有所下降，可能表明我们现在并不是用一考来定终身。如果我这次考试独木桥过不过去，有可能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我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了，可能进了一些职业技术学院，甚至有的可能也选择了出国。
主持人：
今年缺席高考的人数大概是28万，教育部提供的数字，和历年相比，您怎么看待这数字？
王锡锌：
这些数字跟以往的比起来，可能不太具有可比性，因为往年提供的数字，它是一个应届生和往届生加起来的这种缺考人数，而教育部提供今年28万数字，它指出的仅仅是往届生缺考的数字。也就是说去年没考上，但是今年本来应该有更多的人，但是有28万的缺口，所以这些数据本身，我觉得现在还不够清晰。而如果说我们真正要反思我们高考和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有许多基础性的数据研究纰漏，我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主持人：
这是刚才咱们在说谁缺席了高考。咱们再看一张曲线图，这是近两年来，从2006年到今年，这是两条曲线，一条是往下走的，是报名人数越来越少；一条是往上走的，大学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这也就导致学校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少，挑选的余地不多了，学校应当做什么？
王锡锌：
应该说有许多人都在解读我们最近几年来，这种学生报考高考的人数在不断下降，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高等学校招生的人数，你会看到，从2006年来以来还是一直持续增加，这样一方面升学率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对高校来说，其实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说，需方市场正在形成。它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的这种高等学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要重新洗牌，因为有一些学校，比如随着考生越来越少，录取率越来越高，学生的选择余地应该说增大，这时候有些学校比如民办学校，它主要的办学来源是靠学费，假如学生招不满了，学校很难支撑。
主持人：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这两条曲线越来越近，说明学生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现在就像刚才分析的，有些学生干脆就选择出去了，不在这儿选择了，有些学生根本进入不到选择通道中去，你说这种曲线，我们能做什么？
王锡锌：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这个高考制度，应该说过去30多年，对于我们国家人才培养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今天也到了一个时候，我们需要认真地来反思，而且不仅仅是反思，我觉得需要行动。对于高考以及后面的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过去应该说我们讨论地多，但真正做得比较少。今天我觉得许多人放弃高考等等，本质上是一种学生用脚投票的情形，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高校来说，对于我们高教制度来说，应该会有冲击。第一个冲击就是假如有些人用脚投票选择走了，那我们必须想一想，同样是办大学，为什么我们大学留不住那些人？另外，当我们上面有条件的走了，而下面一部分，真正我们想让他来的又来不了，这时候从人才竞争的这个意义来说，我们高等教育制度同样也是需要反思。反思到一点，其实就是改革，所以这个关于高等教育的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其实意识到这些，也已经提出了，现在我觉得关键是要探索和行动。
主持人：
对于大学来说，怎么能够留住人才？怎么能够选出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是需要调整自己，甚至需要改革的。而南方科技大学，可以说顺应了这种改革的潮流，但是南方科技大学在改革的过程中却发现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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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南科大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由市政府聘任。
理事会根据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推荐，提出校长人选，报经市政府按规定程序审定后聘任。
校长遴选委员会由政府代表，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境内外高等教育专家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
在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了要推荐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此外这份纲要对于中国在2020年前，要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的表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科技大学从四年前开始筹办，就获得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今年7月1日，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这个办法被一些媒体称为是南科大的基本法，对此有教育专家分析说，办法的颁布与实施，意味着备受争议，艰难前行的南科大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迈出了关键的步伐。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按照这个管理办法，南科大它的办学就有规定可依，实际上南科大在筹建之初，就讲到要制定南科大章程，但是筹建近四年还没有出台，目前南科大的管理暂行办法，可以看作为一个过渡文本。
解说：
从这份深圳市人民政府利用第231号法规中我们看到，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积极借鉴了国际一流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虽然先进，但是在遴选方式上却不够明晰。
熊丙奇：
比如讲大学理事会的成员怎样产生，是委任还是选举，学术委员会的教授是怎样履行他的权力，是独立运行，还是听命于行政的安排，如果是政府任命，必然可能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办学和对师生负责。
解说：
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到，在地方享有的管理权限范围内，赋予南科大在机构编制、人士和财务方面最大的自主权。而专家也希望，这一办法的实施，确能让追求学校自治的南科大自治。
熊丙奇：
朱校长曾经讲，他们学校里面去买一个电脑，或者维修设备都要报批，这样下来，学校怎么有它的财权。再一个副校长的体提名权本来应该属于校长，但现在政府部门说，人选先要由政府部门遴选，再提交给校长提名，那么这样一来，校长还有什么样的用人权？
而有关南科大副校长选拔的争议，并不仅仅体现在提拔方式上，更在选拔条件上。今年4月底，深圳市公开选拔南科大副校长，其中一项条件是现任深圳市政局级职务，或副局级职务两年以上干部，由于去行政化一直是南科大的办学原则。因此此次选拔，一石激起千层浪。
熊丙奇：
深圳在为南科大公选两位局级副校长，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对南科大走向很不清晰，既想体现是一所全新理念的大学，但是现在的做法又是按照原有传统行政管理的做法，就是在干涉学校的用人权，还是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的结果。
解说：
2007年3月，深圳市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一开始就显现出很多新鲜的改革思路，但后来的实践却表明，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克服现实中巨大的障碍。除了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南科大更要面对与现行教育体系的不相容。
熊丙奇：
南科大的困境也是我们目前教育改革的困境，国家去年7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但是这个纲要的文本的很多描述，都是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允许的，比如说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学位条例。
解说：
当南科大改革与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相抵触时怎么办？此时或许我们应该把目光继续投向孕育南方科技大学的深圳。面对处在进退两难的南科大，深圳能找到办法吗？
熊丙奇：
南科大有三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逐渐纳入我们传统的计划体制；第二种是南科大办学模式，政府允许它去探索；第三种是它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探索，得到国家的支持。南科大是不是有可能走第二条道路，最后逐渐地走上第三条道路，取决于深圳市政府。深圳如果决定让南科大真正探索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给予他们大力的财政和用人权的自主权，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主持人：
王教授我们可以看到，南科大的改革和治校的思路，可以说处处都是符合国家中长期的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但是在改革现实的道路中，却似乎哪儿都走不通，什么原因呢？
王锡锌：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依然是体现出了一种改革的悖论，因为改革要做的是非常具体的，我们的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纲要，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因此会与规划相一致的东西，可能正好与现在管理的体制是有矛盾的。比如管理的体制是很具体，比如学生要不要参加高考才能进入学校，如果不参加高考，可能将来国家没有办法给你发学位，这些都是现有的管理每天要做的，非常具体。而改革会涉及这一具体的问题。我觉得在依法和创新这两者方面，不能够简单地说依法就否定了创新，要不然的话，改革的试验田就无法试验了，所以在这里，关键是要找到过河的石头，不能说别人已经过去了，你还在那儿假装摸石头，那就麻烦了。
主持人：
但是南科大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是得到上级的支持，否则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上级还能继续支持它走向哪里？就像刚才熊丙奇先生指出三条路，你觉得这三条路，哪一条路是可行的？
王锡锌：
我觉得南科大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应该说有教育部的，有地方的支持，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我觉得当然不行。当然还有学生的支持，那些学生真正的去了，来支持这样一个教育的改革。对于南科大来说，它今天依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我觉得必须要让这种希望变成现实。因为学生在那里已经支持了，有一些人已经来了，政府也已经在支持了。那么现在它的出路，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长期的这种规划纲要的要求，真正地将学校的自主权落实，这种自主权的落实，既符合规划的这种要求，也符合我们现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要求。
主持人：
您看刚才我们说到，在今年的高考中，集中体现出来有些孩子一个是放弃高考，一方面是要出国了，我不想在这儿读，另一方面有些孩子我进不去，因为我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南科大实际上闯出了一条路，让这些孩子能够主动吸引到它这里来，您现在觉得45名孩子的现状，能不能成为更多孩子的未来？
王锡锌：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从我们过去的这种高等教育来说，当然最主要的是学历，比如说因为学历，大家可能一定要进入这种教育，学历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孩子的评价，对于我们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除了行政的方式评价，最后肯定要回归到市场，要回归到社会。南科大这种模式，假设按照现在这种做法，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它其实是要担风险的，它其实是要面对未来竞争的。这些孩子他们这么做，也是要对未来承担那种风险。那么怎么办？最后是靠社会，靠市场来做一个评价，假如这个评价表明，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实它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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