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国平 任桑桑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0-5-14 12: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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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樊锦诗:用坚忍驻守敦煌 用柔情温暖荒漠

 
樊锦诗,祖籍浙江,193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扎根敦煌。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著有《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09年9月被评为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资料照片
 
“你彻底爱上他了,你还想别的吗?”
 
说话间,72岁的樊锦诗身体前倾,眼里闪耀着光芒。
 
她爱上的“他”,叫敦煌莫高窟。他们之间的“厮守”将近半个世纪,不离不弃。
 
令这位敦煌研究院院长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爱人”变得越来越重要。2010年上海世博会,莫高窟受邀在城市足迹馆和甘肃馆布展。
 
长于上海的樊锦诗很珍惜莫高窟艺术在故乡亮相的机会。经与上海世博局商定,选送1件五代至宋时期的木雕六臂观音像,4件唐代彩塑和5件唐代写经共计10件珍宝入驻世博会,还复制了3个洞窟。她护送这些国宝奔赴上海,并参与了展厅的布置。在她看来,世博会和敦煌之间有着隐隐的呼应——
 
世博会是世界文明的际会,它面向未来,生机勃勃;而敦煌是历史文明的积淀,它守护过往,孕育久远。一个是象征当下的文明,一个是代表过去的文明,这两者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它们虽然朝向不同,却都体现着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追求:创造、参与和共享。世博会在这三方面的表现自不待言。敦煌作为历史上牵起丝绸之路两端的“咽喉之地”,创造过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通的奇迹。
 
不过,担心接踵而至。这次参展等于是给敦煌做个大广告,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游客直接前往敦煌参观。但由于莫高窟保护的特殊性,大量游客的涌入将对壁画造成毁灭性的损害。樊锦诗说曾经做过实验,让40个年轻人一起进到某个洞窟,仅半个小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
 
“既要弘扬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要保护好这份世界遗产,不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个两难!”樊锦诗说,她经常忐忑不安,睡不好觉。
 
所以,她有时会急躁,挠头,满头银发如飞雪,在空中滑出弧线,实在憋不住了还要骂人。但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开玩笑,笑起来像个孩子,尽兴又有几分羞涩。
 
她说开会休息时经常有人跑过来问:“你是樊锦诗啊?”她点头说是。来者满脸惊讶:“你就是樊锦诗啊!”她揣测,这个人肯定在想:怎么是个女的?
 
就是这位老太太,紧握男人传来的接力棒,用女性的坚忍驻守敦煌,用女性的柔情温暖着荒漠里的艺术宝藏。男人成了坐标,勾勒出她的人生轨迹与生命传奇。
 
常书鸿:精神偶像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5年秋,他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看到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震撼不已。随即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在战火中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始终以修复保护莫高窟为使命。
 
樊锦诗知道常书鸿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人公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常书鸿对艺术的忠诚、对事业的执著让她心生景仰。
 
1962年毕业实习,她和其他三名同学被委派前往敦煌。她见到了常书鸿,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农民?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有人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像个村姑?
 
也就是这次,樊锦诗体验到了敦煌生活的艰辛。没有电灯,井水又浑又苦,房子是土块垒的,门都是透风的。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设备,她深夜到外边上厕所,刚迈出门,就看到黑乎乎的一只耳朵在摇。她想,是狼吧?心头一紧,急忙回屋把门拴上,一夜没睡好。凌晨实在憋不住,想想狼也该走了,起床一看,是头驴。
 
这个晚上,让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苦不堪言。但第二天迈步进入洞窟参观学习,她一下子就“呆了”。
 
这似乎是初到敦煌的参观者的共同感受。常书鸿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和自己的精神偶像常书鸿一样,樊锦诗也感受到了什么叫惊心动魄:“每个洞窟美不胜收,越看越有味儿,一个跟一个都不一样,太好看了,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子就爱上了。”
 
“爱”有时要付出代价。由于水土不服,实习期尚未结束,樊锦诗提前回京了。第二年,她大学毕业,常书鸿写信到北大要人。樊锦诗勇敢“接招”,毅然来到敦煌。她不顾家人反对,父亲给学校写信抗议,她偷偷把信藏了起来;她也不顾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和双胞胎姐姐不足月就出生了,落下一个动不动就发烧、晕倒的毛病;她还不顾已有了心上人……
 
樊锦诗坦言中途想过“跳槽”,挥别敦煌,这时常书鸿的身影就会伫立在她的眼前。“当年,常先生在巴黎画坛很有地位,喝牛奶、吃面包、住高楼,但是他却心甘情愿地来到敦煌过着像西北农牧民一样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好敦煌艺术!他能做到,我觉得我也行。”
 
曾经的苦,她忘了,或者不愿再提,但是她记得那些“甜”。比如说常书鸿经常邀请年轻人到他家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81年中秋节,敦煌通电了,“这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喜事”;更让她震撼的是1995年夏天的一段经历。
 
据史料记载,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当他睁眼时,只见对面的山上发出万道金光,似乎有千佛现出。乐僔大为震惊,心想是自己的虔诚得到了感应,决定开凿洞窟,住下来修行。以此为发端,洞窟越来越多,历经好几个朝代,成就了当今的莫高窟。
 
夏天是敦煌的雨季。1995年,樊锦诗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天傍晚,她现场监督工作人员垒沙包,以免莫高窟受到洪水的侵害。“这时我觉得余光里有亮光,一抬头,好家伙,天上整个都是金色的,金光万丈,耀眼,太壮观了!一会儿就没了,我就看到过这一次。”
 
无独有偶。常书鸿在跟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谈时,提及上世纪50年代,他也见过这样的情景:“……三危山的背后是渐渐变暗的天空,前方是暗淡的呈茶色的沙漠,唯有照在三危山上的夕阳显出极为清晰的金黄色。在带状的金黄色背景下,山脉看上去宛若千尊佛并列而坐。”
 
或许,敦煌以这样的方式回馈着孝顺她的“儿女”——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樊锦诗被誉为“敦煌女儿”。
 
王圆箓:反面典型
 
王圆箓,即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县,生于陕西,在酒泉入道修行,后云游到敦煌。1900年6月,他揭开了莫高窟藏经洞的秘密。敦煌的大量珍贵文物经过他的简单交易流失海外。
 
“不做王道士!”
 
刚走上领导岗位,樊锦诗就给自己设下了这样一道心理防线。
 
尽管时代已经是天壤之别,“王道士那时国难当头、国运不济,现在奥运会、世博会都在我们国家举行了,完全是两回事。”但樊锦诗说,新形势下有新问题。
 
对世界遗产,有个通病是“重申请、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个“病”也传染到了莫高窟。
 
1998年,有关部门计划将莫高窟和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理由是通过现代资本运作提升莫高窟的旅游价值。刚刚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顿时傻了眼,“这不是要把这些洞给卖了吗?”
 
她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抛却了学者的风范、女人的矜持,据理力争,拍了桌子,骂了人,硬是把这场风波给平息了。
 
她担心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一个莫高窟,他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要承担责任的。”但同时她更清醒地意识到,莫高窟不姓“樊”,“在莫高窟保护上不能有‘我’,否则就麻烦了。”
 
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次面对莫高窟的九层楼,樊锦诗说这些字眼就会在脑海里闪现。
 
研究院要建办公楼,她主张选址和九层楼要保持距离,并且叮嘱建筑设计师:你不要想通过这栋房子来突出你的设计风格,而是要想着怎么跟莫高窟相协调,没有你自己,只有莫高窟,这样才能显示出你的能耐。
 
但是,“不做王道士”,不等于闭门造车,与国际上不相往来。
 
她很清楚,莫高窟的这些洞都有“病”,要及时治疗。她与古遗址保护经验丰富的美国盖蒂保护所取得联系,经过中外专家的共同努力,如今的莫高窟已经形成了从外到内的系统保护网络。
 
彭金章:执手爱人
 
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7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63年至1986年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同班同学,毕业前他们就相好了。结果分配工作时,彭金章去了武汉,樊锦诗到了敦煌,天各一方。
 
樊锦诗说他们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
 
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而樊锦诗心里在打鼓,她跟莫高窟有感情了,难言离开。
 
翌年,他们结婚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拉开了序幕。
 
“老彭这个人很不简单,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我没有那么伟大,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一说到彭金章,樊锦诗喜欢用“打着灯笼也难找”来形容。
 
彭金章也感受到了妻子坚守理想的不易。在他的记忆里,樊锦诗有过两次泪流满面。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原本说好了要在武汉待产,双方的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彭金章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他们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河北乡下姑妈家,五岁时,樊锦诗去看他。妈认不出儿子,儿子也认不出妈。樊锦诗痛哭流涕。
 
“我们家四个人,有段时间分在四地,我在敦煌,老彭在武汉,大儿子在上海,二儿子在河北。”樊锦诗常感到愧疚,家成了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自己。
 
她和彭金章之间有过拉锯战式的“谈判”。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樊锦诗不依,她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来敦煌?
 
“持久战”打响了。武汉大学到敦煌要人三次,敦煌以礼相待,也到武汉大学要人三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1986年,他辞退了武汉的工作,一头扎进敦煌,给妻子“打工”。但走上领导岗位的樊锦诗越来越忙,出差是家常便饭,又把彭金章一个人留在了敦煌……
 
好脾气的彭金章承受着这一切,甘心做着“敦煌的女婿”。他用了8年时间,在北区废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个增至735个。
 
樊锦诗很开心,丈夫的成绩是她教育年轻人的好教材。“你看,老彭50岁来敦煌都干出了一番事业,你们的机会就更多了。”常书鸿的口头禅“敦煌有很多事做,而且值得做”,樊锦诗也挂在嘴边。
 
如今,樊锦诗希望退休了能好好地陪陪老伴,“去哪里住,这次得要让他做回主。”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在莫高窟出土的典籍里有一首描写爱情的敦煌歌辞叫《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星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的情感没有这般的浓烈,但是这首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歌辞,印证着他们爱的足迹:历尽考验而忠贞不二。
 
祁嘉:历史身影
 
祁嘉,十六国时酒泉人。《晋书》记载他20多岁时西游敦煌,最初贫困不堪,后来博通经史,终成一代名儒。他诲人不倦,各地讲学,身边不乏追随者。
 
回溯历史,祁嘉以自己的才华和品格影响着后学;今天,樊锦诗也以自己的精神和性情影响着新时代的莫高窟人。
 
对于名利,樊锦诗始终清醒:“莫高窟那么有名,我又在敦煌研究院院长这个位置上,还是个女的,所以大家才会关注我。我在沾莫高窟的光。”
 
她说,敦煌学研究能有今天的成就,莫高窟的保护能有所收获,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在默默地耕耘、奉献着,成了“打不走”的敦煌人。
 
比如,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赵声良,这个云南汉子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喜欢美术,翻阅到敦煌画册时,就来了兴趣。但由于当时有关敦煌的书籍太少了,就有了到敦煌工作的念头。这时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让他坚定地要为振兴敦煌学做点什么。他给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写信,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段文杰委托时任副所长的樊锦诗回信,欢迎他到敦煌工作。1984年毕业时,他就直接奔向了敦煌。
 
后来,他自费到日本攻读了美学史博士学位,回国时有大学聘请他前往任教。尽管工资待遇、工作环境都要比在敦煌高出一筹,但是赵声良断然拒绝了,理由包括“不回来对不住樊院长”。
 
在日本自费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樊锦诗的坚持下,赵声良仍被选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樊锦诗到日本出差,一定要找时间去看看他;每年都给他寄新年贺卡……这些都让赵声良感受到了温暖。
 
赵声良还对樊锦诗在学术上的严谨印象深刻。把考古学应用到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樊锦诗走在了前列。她关于敦煌石窟考古的报告已经写了十多年,做了大量的考察,赵声良觉得这个报告详尽而充分,全国少有的高质量,但樊锦诗一直不肯拿出来发表。“樊院长喜欢说‘再斟酌一下吧’,在学术研究上她宁肯慢一点,要让文章经得起推敲。”
 
除了对自己严格,樊锦诗对员工也是严格要求。她倡导有责任地向游客开放洞窟,不仅要让游客看好,还要讲解员讲好。在莫高窟,普通讲解员也是半个研究专家。
 
努力地工作,这是樊锦诗认为人生唯一能真正规划的事,所以她从来不敢懈怠。她又说,自己年幼多病,活多少岁都是捡来的,所以豁出去了,活着就要做点事;她还说,希望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能无悔地留下遗言:“我为敦煌,尽力了。”
 
祁嘉在敦煌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背影,樊锦诗的名字也将镌刻在敦煌的历史长卷里,熠熠生辉。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樊锦诗,是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报道时,她是敦煌站的首棒火炬手。直到前一天晚上她还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让一个老太婆先跑,不好看”。她担心这会影响到画面转播的效果,丢敦煌的脸。
 
再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她是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两会结束后留下来办事,费尽周折才肯接受采访。好一阵打听,才找到她的住处,叫景山东街宾馆,在一个胡同里,很不起眼。她说以前国家文物局就在这附近,办事方便,还实惠,单间每天百元左右,有床,有卫生间,有电视,多好。后来国家文物局搬新家了,她对这个宾馆有了感情,就像她对敦煌有了感情不舍得离开一样,来北京还住这里。
 
宾馆经理郭文凤觉得这个老太太了不起,说她虽然是个“人物”,但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自己拿行李,自己打水,房间里住多少天都不用服务员打扫,整洁如新。“这样的客人现在哪里找!”
 
樊锦诗说话有口音,但妙语连珠。比如她说,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没了“历史”,没了“文化”,没了“名”,只剩下个“城”了,而且“城”跟“城”长得越来越像了;有个年轻人好奇地问她,莫高窟里住着的都是和尚、尼姑吧?樊锦诗说自己笑着回答:“你见过头发这么长的尼姑吗?”
 
■人物影集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敦煌。资料照片
 
  
 
1964年,雕塑家孙纪元以樊锦诗为原型的雕塑作品《青春》。余生吉摄
 
 
 
200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第454窟查看壁画题记。孙志军摄
 
■成果解读
 
樊锦诗先后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开创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天地。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修复技术日臻成熟,并承担起国内其他文物遗址保护的责任;在她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4年颁布实施;在她的推动下,由三国四方参与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论证,正在等待实施;2003年,她系统阐述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受到广泛重视,国家确定投资2.6亿元,目前项目已经开工,莫高窟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得以永久保存。
 
■回声
 
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樊锦诗说她只是瞎忙,但她的“瞎忙”功德无量!
 
——季羡林
 
她守护国宝41年,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41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2004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评选解说词
 
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机构架构、人才架构。
 
——美国盖蒂保护所专家内莫·阿根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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