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最近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指出，“如果不从事政治活动，我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科学家”。这样的表述，对很多科技工作者是一种鼓励。不过，要让科学更好地致力于构建创新型国家，践行科学发展观，除了寄期望于国家领导人自身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外，还需要推行一项已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制度——设立国家级的科学顾问制。

 

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科学决策，已成为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时必不可少的因素。也许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可由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来解决。不然，现有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只是一个起协调作用的机构，说得直白一些，实际上只是部门利益折中的机构。当前在科技、经济部门存在的重大问题是：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超越了国家、人民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反，国家人民的利益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举一个例子。现在正在执行的发展科学技术十五年规划，就有不少重大缺失。有相当一些事关国家安危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或没有反映，或反映不够。

 

美国是设立国家科学顾问的先行者。在科学界多年的推动下，1957年12月1日成立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充当总统和科学界之间的桥梁。PSAC不仅协助美国总统处理防卫的议题，也关心科学资助、人力资源和仪器设备等科学自身的问题。总统科学顾问机制的建立使科学界的声音能够直接达到总统，表达科技界对科学事务的意见。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国家一贯强调专家治国，各级政府经常会请教科学家的意见，在很多时候，科学家的意见还能成为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那么是否还有必要设立国家级的科学顾问呢？

 

答案是肯定的。建立公开、公正的国家科学顾问制度，可以让国家决策科学化成为一种常设的机制，也能让决策者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更多依赖于科学界基于证据的理性的分析判断。这一点在涉及到科学自身发展的问题上尤其重要。

 

近年来，许多利益团体可以打着科学的名义，借助媒体的轰动效应，兜售很多没有科学依据的声明。这在转基因作物和建造水坝等方面尤其明显。通过形成常设的科学顾问机制，真正科学的而不是伪科学的声音，能直通国家领导人。

 

美国的科学预算分布在能源部、国家航天局、国防部等各个机构，需要一个超脱的机构进行协调。而在中国，很多科技资源分布在科技部之外的中科院、航天工业总公司、核工业局等各部门，也同样需要对科技资源的全局性咨询建议。

 

不仅如此，一些科学管理部门自身也日益成为利益团体，在一些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本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的总体利益。如果仅仅由这样的部门来统辖科技工作，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值得怀疑。

 

设立国家科学顾问，让没有部门利益纠葛并能专心致力于研究国家、人民利益所在的科技专家们担任这样的工作，把科技决策程序化、制度化，则可能最大程度去抑制一些科技管理部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也许有人会说，如何防止担任了科学顾问的资深科学家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被相关利益群体侵蚀，做出不公正的结论呢？

 

应该说，这样的可能性很难杜绝。但是，这样的顾问是由国家领导人聘任的，其最终建议要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同。

 

1958年，毛主席曾作出“全民炼钢”，“亩产十万斤”等在科学技术上是十分错误的重大科技决策，从而导致“大跃进”的全面失败！——其实，1958年，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毛主席听不到这样的声音！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经“登高一呼”，呼吁美国要“迅速发展讯息高速公路”。这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经济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认为有了科学顾问制，一切科学决策问题就此迎刃而解。美国的科技政策也有缺失，如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美政府投入几百亿美元要求“攻克癌症”，但这一计划，却最终失败！

 

即便如此，科学顾问制的存在，能使中国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第二期样刊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