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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时代，我们不再相信人，难道只依赖技术？

●如果你把你的记忆完全寄托给技术，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在某个偶然的时刻陷入到一场灾难之中。

●技术就像一种新器官的突变，而人要去适应这种突变。

●技术有病，我没药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药，没有人能代替你开药、服药。

■本报记者 张文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技术哲学学者刘永谋给自己立下了一个Flag——手机不能进书房和卧室。虽然常常“破戒”，但他说自己还没有投降，与手机的斗争还在继续。

技术哲学家每天思考的是“技术如何影响人类”这样的宏大命题？没错，但当夜幕降临，他们或许也要面对自己的小纠结——“是否将手机带进卧室”。

技术时代，即便清醒、理性如哲学家，也难在技术的裹挟中独善其身。而这恰恰印证了技术对人的影响之深。

与手机的斗争

与手机作斗争，是人类“进化”到当下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说白天对手机的依赖还能归咎于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已转移到这块屏幕上来，那么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与手机的斗争就演变成了一场与人性的斗争。无疑，在这场斗争中，最熟谙人性的哲学家，也常常败下阵来。

刘永谋是一位作息规律的学者，每天晚上十点多按时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用个把小时刷刷手机，然后刚好关灯睡觉。可现实常常事与愿违，手机一刷几个小时，等到想睡觉时，却怎么都睡不着了。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哲学家可能是将反思进行到极致的人。反思过后，刘永谋给自己约法三章，绝不能再让手机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如果说手机对于自己还是“爱恨交织”的存在，那么它对女儿的影响就让刘永谋有些“愤怒”了。刘永谋有个漂亮又懂事的女儿，但就是因为玩手机，一向慈爱的“老父亲”也不得不咬牙切齿地训斥她。更让刘永谋恼火的是，疫情期间要上网课，结果刚一个学期，女儿就有点近视了。

在同为技术哲学学者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闫宏秀家里，对手机的“控诉”恰恰来自女儿。“你爱我还是爱手机？”当时，11岁的女儿严肃地发出质问。在那之后的一周里，女儿频繁地问她：“妈妈，你爱我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女儿特意把她的手机挪开，让她必须正视自己回答问题。“这让我深受触动，我知道，手机已经介入到我和女儿的情感之中了。”

闫宏秀对技术影响力的体察有着女哲学家天然的细致入微。一天在校门口，一个女孩在问路，闫宏秀友好地告诉她往前走几米再转弯就到了。女孩礼貌地谢过她，转身就打开了手机导航。“是我长得不够友善吗？”那天，也不知怎么一股轴劲儿上来，闫宏秀按自己的路线走，女孩按导航走，闫宏秀比她早到，笑着对她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女孩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我自己。不开导航，我没法确定自己走的是对的。”

“手机时代，我们不再相信人，难道只依赖技术？”闫宏秀说。

当技术失灵

对技术高度依赖的结果是，一旦技术失灵，人将陷入困境。

复旦大学教授杨庆峰有过一次“惨痛”经历。一次无意中把微信App删除了，重新装载之后，之前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没有了，他只能等待着大家联系自己。“这次经历让我思考，手机对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它可以提醒我某些人和事，但它不能代替我的记忆。如果你把你的记忆完全寄托给技术，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在某个偶然的时刻陷入到一场灾难之中。”

这样的时刻很多人都经历过，闫宏秀也有。2020年初疫情防控期间，她想听一个网络讲座，结果由于技术原因怎么也进不去。“不爽！”复盘那个时刻，闫宏秀发现，自己的心情在几种情绪交织中起伏更迭。譬如，她会执着甚至疯狂地刷新。“这种刷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我对讲座的热爱，或者延伸为我对知识的渴求，但事实上，它恰恰反映了我在技术面前显示出的不甘。”

“我们已经习惯了技术带给我们流畅的服务，我们一直在享受技术的红利，一旦它卡壳儿了，我们会有怎样的心情？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一个大学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老年人和孩子，又该怎样面对这种情况？”这成为闫宏秀提出“被技术拒绝”这个概念的最初动机。

不久后，在学校办公室，闫宏秀听一位退休老师提起最近的经历，说自己因为不会使用各种App几乎出不了门。这再次触动她从哲学视角审视被技术拒绝的问题。“当我们离开技术已经无法正常生活的时候，也正是好好想一想应该如何与技术相处的时候。”闫宏秀说。

于是，闫宏秀和三位好友——刘永谋、杨庆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伟文商量，是不是可以对相关的问题作下探讨。四人一拍即合，2020年6月在网上正式发起“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论坛，对被技术拒绝、手机依赖、人类增强等话题进行讨论，其中一些文章收获了超百万的点击量，这些文章最近结集为《技术有病，我没药》出版。

“技术时代，我们都想利用技术又不想被它控制，我们怕被技术左右又不愿失去它。这时候，哲学对于人性的把握也就出现了。”闫宏秀说。

闫宏秀写文章阐释了她对“被技术拒绝”的种种思考。碰巧不久后，在我们使用技术有效抗疫的同时，技术对部分人的“不友好”也大量显现出来，成为被政府和媒体关注的现象。

随后，政策出台。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医院、银行、车站、机场等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保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不知道我们的声音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我知道，对当下的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并发出合适的声音是学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闫宏秀说。

技术与人的张力

技术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成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刘永谋看来，今天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20世纪被公认为科学的时代，到了21世纪之交，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如今接受科学，更多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实现造福社会的技术目标。一些人甚至认为，科学的本性是技术的，而不是相反。刘永谋将之称为“技术的反叛”，这也是他另一本新书的名字。

“今日之哲学，半数以上的议题、最有活力的部分，都直接与技术相关。那些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也不能不考虑技术时代的大背景。”刘永谋说，“理想中的技术时代，可以成为解放的时代、平民的时代。类似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平台，让不可见的边远乡村可见，让几近消失的民间文化受到关注，让难以发声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简捷而便宜，都是拜技术所赐。而现实中的技术时代，也可能成为规训的时代、权贵的时代。巨无霸高科技公司垄断扩张，随处可见的电子监控、人脸识别，精准而严厉，技术与权力勾连在一起。”

从古至今，哲学归根结底是人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刘永谋们想问一问：技术时代，如何自处？技术时代，人将何去何从？如果说，后者是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那么前者其实值得每个人深思。

手机依赖、被技术拒绝，乃至新书的名字《技术有病，我没药》，似乎都透露出一丝“批评技术”的味道。但这本书的作者予以否认。

“如今，技术已经相当于人类的新器官，我们不带手机不敢出门，我们的大拇指以前是按指纹的，现在用来发微信。技术就像一种新器官的突变，而人要去适应这种突变。我们说‘技术有病’，是因为技术已经长到了人的身上，我们不仅要关注它带来的好处，也要关注它带来的麻烦。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生活智慧。”说起这本书及其名字的由来，段伟文如是说。

即便是面对颇有些“怨念”的手机，刘永谋依然认为，如果不是手机有可能给身体健康带来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拥抱手机。

“因为我发现，玩手机、玩iPad、刷短视频长大的人，思维方式和能力已经与前人有很大差别。他们能迅速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不断切换场景却不迷糊。他们能同时处理很多事情，比如同时与很多人聊天，还一边写着东西，却不会搞混淆。长期快进看视频，让他们获得了迅速识别有用信息、抓住重点的能力。”刘永谋说，“智能革命之后，人类的认知模式可能会极大地改变。很有可能，游戏和手机训练出来的思维模式，才更适应这个时代。”

“我们对科技的基本评价是非常积极的，但同时我们也认为，不能忘记技术发展的社会风险。技术越发展，机器越来越庞大，网络越来越无孔不入，个体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敏感。技术与人之间的张力出现了，这才是触发我们思考的原因。”刘永谋说。

“思想不是呻吟，它是有力量的”

刘永谋说自己是一个希望写了东西有人看的老师。“我以为，出书、写文章不能仅仅为了评职称，而是要继承、生产和传播知识。思想不是呻吟，它是有力量的。”

与普通人不同，哲学家的个体经验经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大脑，生成更本质化的认识。这些认识也许还无法为技术时代的人类“指点迷津”，但却能引起人们对技术的价值反思，进而寻找自己在技术时代的生活智慧。

事实上，无论是在网上发起的“科技世代与人类未来”讨论，还是《技术有病，我没药》一书，这种轻哲学对于这几位象牙塔内的学者来说，都是“降维”操作。但唯有如此，哲学才能走出书斋、走进大众。

“很多人认为哲学是抽象、高冷的，但我认为哲学恰恰并非如此。好的哲学思想是基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是能打动大众的学问。哲学家必须对日常生活的体验保持敏感度，然后用大家能看懂的语言陈述出来。这种陈述又不能停留在通俗的常识的层面，而是要有思想的统领在里面。”闫宏秀说。

而技术哲学，因其与当下时代的密切契合，更有走进大众的需要。“人类需要技术的福祉，但技术本身蕴含风险与不确定性。易言之，我们期冀的是技术的佑护而非技术的裹挟。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审视、关注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哲学因其极具哲学的思辨性与问题解析的本源性，更能探析到技术现象背后的本质。”闫宏秀说。

谈到技术与人的关系，杨庆峰说：“技术相当于人的一双翅膀，利用好这双翅膀高飞，也要防止高飞时的危险。”而段伟文说：“不要怕，学会愉快地与技术周旋。”

在刘永谋看来，技术时代，如何自处，这是与每个人相关的问题，值得每个人思考。“技术有病，我没药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药，没有人能代替你开药、服药。人离不开技术，技术也离不开人，我们都来关注技术时代的技术问题，人类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