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Goes Gree：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Yifei Li、Judith Shapiro著，Polity Press2020年7月出版

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机器乌托邦”，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刘永谋

China Goes Gree：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本文作者译为“中国走向绿色：适于危机星球的强制环境主义”，以下简称《中国走向绿色》）一书近来有些“火”，应该与作者之一的夏竹丽（Judith Shapiro）赫赫有名有关。

夏竹丽女士长期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长期深入中国中西部地区实地调研，在中国还收获了爱情。后来，她的博士论文从环境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设史，独辟蹊径，反响强烈，在中国也收获不少粉丝，尤其是在中国研究和环境史领域。

《中国走向绿色》延续了夏竹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一贯立场，对近年来中国在环境政策方面的转变，尤其是对生态文明的强调，进行政治哲学的深入分析，提出不少有趣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该书意识形态色彩太明显，论证先入为主的色彩太明显。

我认为，谈环境问题必须多一点技术，少一些意识形态。

正如本书所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实际上，环境保护意识当时在中国刚刚滥觞，有些欠缺实属正常。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大学学的是环境工程与管理专业，那时环保产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因此毕业之后工作不好找。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提倡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尤其十八大以来，政府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整治环境，收效明显。

比如通过几年时间，北京雾霾频发的状况已得到极大的转变，即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震惊，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以前保护环境欠缺，一些外国人批评中国为经济牺牲环境，中国人的健康权受到威胁；现在保护环境得力，一些外国人又批评中国用威权（authoritarian）方式治理环境，中国人的自由权受到威胁。保护环境不行，不保护也不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没有办法照搬美国，因为美式民主制很难为保护环境而采取集中措施，而这又是保护环境时必需的方法。

美国上一届特朗普政府退出相关环保条约，反映出很多美国老百姓不支持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觉得这些政策牺牲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对于环境问题中的“市场失灵”很多人讨论过，这里无需赘述。

环境保护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显然，一些学者在反思环境问题时的基本立场存在问题，他们不知变通地固守一套陈旧观念不能说明现实，更不能应对问题。

民主制真的不能很好地应对环境问题吗？有些人认为，民主制不能采取集中式、强制性的措施。可是，谁说民主制只能等于无休止无结果的争吵呢？我不这么认为。

今日之美式民主制，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长期的反智传统和失去共识的自由主义基础之上，此种民主制的确不适于应对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各方面利益，从技术上说需要集中统筹处理。

但是，民主制只能是今日美式民主制一种吗？更强调纪律的德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与美式民主制完全一样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与美国也根本不同。从理论上说，民主制不一定要“捆绑”极端个人主义、反智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认为，民主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利用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手段。当然，民主制也要控制此类技术治理措施，防止专家权力过大，威胁民主制的基石。我们不能排斥所有的效率工具，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是应该深入细致研究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调整和控制，使之为民主制服务。

在环境问题上，亦是如此。如《中国走向绿色》一样，简单地将中国的环境问题归结为“威权环境主义”，然后或者为之辩护，得出环境问题正逼迫世界走向威权主义，或者专事批判，得出中国以保护环境为名大搞威权主义——此类意识形态争吵陷入二元对立思维，不能深刻地反映中国环境问题的真实状况。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争论中，地球环境在持续恶化。

在过去几年中，我集中研究技术治理理论。所谓的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中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的治理活动。在英语中，类似的讨论相当一部分是被归结为“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之下。但是，“技术统治论”一词带有相当的贬义色彩，故而我采用“技术治理”这一新概念，将技术统治论作为其中的一种，希望以更为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审视技术治理现象。

显然，进入21世纪之后，技术治理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全球性的基本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大大地推进了技术治理趋势。

2020年，我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德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德曼在《中国科学报》上讨论各国疫情技术治理模式比较，引发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反响，富勒、尚伯格等学者纷纷回应。

不管观点和立场如何，没有人能否认技术治理在疫情应对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甚至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技术治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拒绝技术治理，不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就会使之成为“房间中的大象”（指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却一直被忽略的问题）。

传统西方观念总是把技术统治论等同于我所谓的“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即它的目标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大机器，而把每个人变成机器上随时可以替换的零件。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无论是从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运动，还是从理论上分析，技术治理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比如，北美技术统治论运动一经兴起就传入中国，民国时期尝试过，结果与美国差别非常大；而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尝试过“赛博协同工程”，具有明显的拉美色彩。

因此，技术治理不等于机器乌托邦，并不必然等于极权主义。民主制可以利用技术治理为自己服务，将之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最近，我正在写一本名为《技术治理》的专著，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尝试理解、选择、调整和控制当代技术治理活动。

就环境保护而言，想要收到治理实效，任何国家都需要采取一些高效的社会工程措施，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威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指责不利于深入研究问题，尤其会阻碍民主制利用技术治理处理环境问题的努力。

当然，如此说并不是认为社会工程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比如效率不如预期、权力越界、某些人群生活受到影响等，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盘否认效率工具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更有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具体地分析其中的问题，更好地利用和控制技术治理。

总之，应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但是太多意识形态、太少技术讨论，无益于治理环境和改善生态。

环境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从根本上都是价值观争论，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对错。不要忘记，类似意识形态争论的目的，是为保护环境做更好的理论辩护。

因此，比意识形态争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下决心采取措施治理环境，并且为此做出牺牲——哪怕是牺牲一些便利，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原因就是人类希望在地球上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疫情应对与技术治理》中，我提出“环境问题的科技谦逊主义”的观点，认为：（1）客观看待科技的力量；（2）要从“征服自然”彻底转向“敬畏自然”；（3）反对自然观的一元论，主张自然观的多元论；（4）从保护环境转向保证人类种族延续。

科技谦逊主义体现在传染病防控与应对的问题上，就集中体现为“敬畏病毒”的根本态度。

事实上，我并不赞同“环境保护”的说法，因为人类保护不了环境，环境也不需要人类的保护。

比如地球遍布塑料袋，被灭绝的肯定是人类，绝不是生命。地球经历过小行星撞击、大规模火山爆发，生命并没有被灭绝。许多显赫一时的地球物种消失了，例如曾称霸一时的恐龙。

反过来，生命又极其顽强，比如病毒，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在深海海底、在火山口，在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都发现过生命的痕迹。所以，“保护环境”的说法有些狂妄。

人类之所以不要污染环境，是为了不要把自己毒杀。此次新冠疫情清楚地说明人类根本没有多强大，面对新冠病毒，人类保护自己都很吃力。

一言以蔽之，环境问题反思，可以多一点技术，少一点意识形态，如此更有利于人类真正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