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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妍 陈宇

自“非典”（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之后，新发、再发病毒的不期而遇，似乎就没有中断过。从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病毒，到2013年暴发的H7N9禽流感病毒、漠斯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病毒的认识。漠斯病毒曾以高达30%的死亡率凝聚了世界的目光，而正在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则以50%～90%的超高死亡率让人震惊。这让在中国等国家暴发的登革热病毒顿时黯然失色。

病毒有如幽灵，去了又来，悄无声息。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该如何防控病毒？

对于新发、再发病毒，人类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我们不仅缺乏相应的疫苗和药物，更对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在科学上认识不足。这些病毒的遗传物质多为RNA，在病毒的复制过程中，其遗传物质RNA容易突变，产生变异的子代病毒，这也是新发病毒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更增加了对病毒的防控难度。

其实，人体有自己的“内部安全系统”，即先天免疫（又称天然免疫或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先天免疫系统是人体抵抗病毒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它一般会在病毒感染几分钟至几天内发挥抗病毒作用，同时“通报”适应性免疫系统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或再次入侵。

人们通常服用的感冒药、抗生素等药物一般不是针对病毒，只能减轻患病症状，防止并发症的出现。然而当面对高致病性病毒感染，免疫系统被病毒抑制或者不足以抵抗病毒时，病情就会加重甚至死亡，此时需要其他的病毒防治手段来控制病毒性疾病。目前的有效方法有：接种疫苗、服用抗病毒药物和有效隔离防护三种。

接种疫苗是提前把病毒的信息特征提供给适应性免疫系统，以提前作好防范，当病毒真正入侵人体的时候，能够快速出动，消灭入侵病毒；抗病毒药物具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效果，但目前这类药物非常少，病毒容易产生耐药性，且研发过程漫长，价格昂贵；隔离防护即严格控制个人行为，避免与病毒接触，也是最有效、最古老的传染病防控方法。因此，当高致病性病毒暴发的时候，有效隔离防护仍然是重要的病毒性疾病防控手段。

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非公共医疗卫生防护体系及国家突发疫情防控体系的落后和不健全，以及公众防护经验、意识较差，导致病毒的扩散与传播。我国自从“非典”之后，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病毒性疾病监测体系及突发疫情防控体系，能快速有效地控制高致病性病毒的传播，但仍然需要普及和提高民众对病毒性疾病的防控知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但是，对于高致病性病毒，严格有效的隔离防护措施，只能阻止病毒的传播扩散，却不能治疗已经被病毒感染的患者。各国不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对科学、积极、正确的病毒性疾病的治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据基础科学研究发现的药物新靶点而研制成功的一批新型丙型肝炎病毒药物，已经获得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该药物可以治愈95%以上的丙型肝炎患者，无疑是基础科研在病毒性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又一个胜利。

我国在抗病毒方向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如国家科技部2010年集合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员，启动了以武汉大学郭德银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973”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细胞抗病毒先天免疫相关蛋白的生物学研究”，在先天免疫反应调控机制等方面获得了许多新发现，鉴定了一系列调控机体先天免疫反应的重要蛋白质，研发了一种基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的筛选平台，可以用于高通量筛选参与抗病毒免疫反应的关键基因，并开发出多套靶向病毒重要酶的高通量药物筛选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Immunity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对重新认识机体抗病毒免疫以及新型抗病毒药物与疫苗的研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面对不断出现的高致病性病毒，仅靠国家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社会、企业的支持与资金的投入，例如抗丙型肝炎病毒药物就是美国多家企业在前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发成功的。目前我国社会、企业资本在医药领域的投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此，防控不断出现的新发、再发病毒，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作为国家，应该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及突发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和监管，并健全相关制度引导多元化的资本投入医药领域；作为社会团体和企业，应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调整产业结构；作为研究机构，应该长期坚持基础科学研究，并提高基础科学研究的转化与应用，服务社会；作为民众，除了加强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普及病毒性疾病的防控知识，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传染源之外，也应该积极配合公共卫生防控工作，发现疑似病例主动报告，如被疑似感染主动自我隔离，并尽早接受治疗。这必将为我国科学、积极、正确的病毒性疾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赵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生。

陈宇，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