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科学教育的事，我本无权置喙，因为我做的主要是生物教育研究的营生。但近年来围绕韦钰院士展开的论争甚至诘难，让我常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有鉴于此，敝人不揣冒昧，权作巷议。

 

将韦院士卷入这场漩涡的，正是她领衔研制中的那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姑且称之为“韦氏课程标准”）。经过一番查阅和思考之后，我不禁要说：韦钰院士没有错，那份有可能正式颁布的“韦氏课程标准”更没有错。

 

韦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一位副部级领导，还是一位倾心于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教育专家。她的前两个身份离我们很远，但后一个身份却离我们很近，以至于我们能有机会坐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拥有如此崇高学术荣耀和社会地位的人，愿意俯下身段关心我们的小学科学教育改革，这是我国科学教育的一大幸事。

 

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科学与算术在我国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几乎等量齐观。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经历曲折，其学科地位可谓是一落千丈。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颁发了《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将《自然》变身《科学》，原本以为小学科学教育从此春光无限，但我们没有看到期待中的华丽转身，看到的只是东施一笑，难怪许多执教多年的小学科学教师戏言“今不如昔”。在这样的窘迫之下，改革我国的小学科学课程方案已经是势在必行和迫在眉睫。

 

前段时间粗略读过那本“韦氏课程标准”，虽然其中某些设计和文字表述我不太认同，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科学课程标准。为何？这份课程标准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令人兴奋。

 

一是将科学课程从小学三年级提前到小学一年级。虽然目前小学一、二年级的“品德与生活”和“语文”等学科中渗透有科学教育的内容，但渗透型的科学教育难以承担学科型的科学课程之重。

 

二是将小学科学列为核心课程。一个学科得不到社会、学校和学生应有的重视，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再好的课程设计最后只能变成“水中月”。将科学作为核心课程，在其他主要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果能如此，“课标”作为代表国家意志的课程文件，将对提升我国小学科学课程地位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我甚为期待。

 

三是强调要围绕概念和模型组织教学。课标在“科学知识”模块建立了“核心概念——主要概念——分解概念”的科学概念体系，突出了科学概念在科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强调概念教学并不等于要回到过去的“知识本位”，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位，引导学生自下而上地建构科学概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培养学生归纳性科学思维的过程。

 

四是突出了“设计与技术”。设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实践活动，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课标将“设计与技术”与“科学知识”并列起来，凸显了对科学实践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和HPS（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教育等课程设计理念。

 

当然，研制新的课程标准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旧的课程标准，更不是要否定制定旧课程标准的人，课程设计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前人所做的工作同样也应得到社会和后继者的尊重。

 

韦先生没有错，韦氏课程标准也没有错，那何故招来如此多的责难之声？有人很是神秘地告诉我：利益使然——都是名利惹的祸！新课程标准的推出意味着旧课程标准的退出，旧课程标准的退出意味着与之配套的教科书也将被新的教科书取代，教科书被取代意味着书的作者和出版商将损失某些利益。这个道理我是懂的，但我不太愿意将个中缘由归结于此。但愿我的判断也没有错。

 

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新旧更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国际小学科学教育史上，最著名的课程方案有ESS课程、S-APA课程和SCIS课程等。ESS课程出自美国教育发展中心之手，最大程度地融入了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教学理论，重视科学过程的体验；S-APA课程由美国科学促进会设计，以层级化的过程技能来设计课程的结构体系，强调以不变的过程技能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SCIS课程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设计，重视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体现了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这些课程方案各有短长，课程设计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儿童、学科和社会三者间的关系，但这三者之间又不可能平分秋色，所以要想用一套课程方案来融合所有的课程思想和教育理念不太现实，最好的做法就是相互借鉴和相互包容。

 

课程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中都居于核心位置，进入21世纪后的课程改革更加艰难，每一点进步都需要付出汗水与智慧，都需要借助分工与协作。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是一块本应富饶但仍显贫瘠的园地，小学科学教育要赢得应有的学科尊严，仍需要几代人的辛勤耕作，任重而道远。小学科学教育经不起折腾，需要的是宽容与合作。愿我们的新老课标人放弃前嫌，携手共建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美好明天！

 

（作者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

 

《科学时报》 (2010-7-9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