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安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其中的热点话题之一。但收入分配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却是见仁见智。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现在逐渐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要点就是“限高、扩中、提低”,即限制高收入阶层规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这其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在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格局基本上属于“纺锤型”,中产阶级是其中的主流阶层,而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均属于“少数”阶层。以美国为例,一般将年收入在3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的家庭视为中产阶级,低于3万美元的为穷人阶级。目前的中产阶级总量达到人口的80%左右,而穷人阶级大约占到12%,富裕阶层则为8%左右。但是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测算,1999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将有望达到40%左右。可见,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
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不但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而且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协调。从机制上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就是低收入者不断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这其中既包括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也包括大量城市中的下岗失业者、流动人口等。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研究部门将中国的中产阶级定义为人均年收入2.5万~3万元、家庭年收入为7.5万~10万元。很显然,我国的农村居民绝大多数都未达到这个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153元。在2亿多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他们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不足1000元。在城镇,尚有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下岗人员,只能仰仗国家给予的低水平的失业下岗救济金和补助金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此外,许多非农户籍的城市流动人口也跌落到低收入群体之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潜伏在一些大中城市的“蚁族”,他们基本上处于“无固定工作、无本地户籍、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四无”状态,收入水平低下,生活质量偏低。
不仅如此,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自身也面临重重困难,这不但阻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反而使该阶层面临缩小的风险。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阶层不得不节衣缩食,一旦遇到什么变故或者需要大额开支的项目,立刻就跌落到低收入阶层的行列。比如作为衡量中等收入阶层的硬指标,私人的住房自然不能缺少。但近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与房价比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形象地比喻,“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除了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隐性压力,同样困扰中国中产及以上阶层。
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种种矛盾,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无疑是必须要做好的一门“功课”。而中等收入阶层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减少低收入阶层的过程,就是提高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和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过程。这与我国加快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完全吻合。要壮大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首先要扫除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为他们进化为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要尽快解除束缚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壮大的各种“枷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收入分配格局才能真正形成。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10-3-24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