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教育部网站公布《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了《小学管理规程》中，可向非本地户籍学生收取借读费的规定。（12月25日《京华时报》）

 

借读费之不得人心，已不必多说。单看这则消息，公众无疑会对取消借读费之举拍手叫好。但是，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从2009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就包括义务教育借读费。从2009年到现在，两年即将过去，相关规章中允许收取借读费的规定才被取消。试问，这期间如果有学校依照《小学管理规程》向非本地户籍学生收取借读费，不同部委规章之间的碰撞该如何解决？

 

事实却是，两年来并无学生依照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拒交借读费的轰动性新闻曝出。原因可能有3种：其一，各地义务教育学校严格遵照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通知精神，不再收借读费或者变相收借读费；其二，学校变个名目继续收借读费，如赞助费、助学费等；其三，学校仍然收借读费，但学生和家长敢怒而不敢言。事实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第二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学校对法律法规的禁令置若罔闻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一方面，家长甚至社会都知道有些禁令虽然出台了但用处也不大，该交的钱还得交，甚至交了钱能有学上也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管该不该交。一纸禁令之下，各方都不拿它当回事，这就是围绕借读费取消而暴露出的依法治教的尴尬。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依法治教，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各级教育充满争议、改革呼声高企的行业背景下，意义重大。而仔细分析依法治教的尴尬究竟从何而来，会让公众更深层次认知我国教育现实，从而共同寻找对症药方。

 

有人说，部分法规的部分条目，比如说取消借读费，连法条拟定者都觉得没法实现，但最终还是写到法规中，是因为要对上级领导以及全国公众有个交代。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其思想根源，但怀疑法条制定者不负责任地糊弄，恐怕没有道理，毕竟大家都希望中国教育有更好发展。

 

真正造成这种尴尬的，恐怕还是相关机构对法条的迷信，对依法治教的总体性认知不足。对那些可能难以实现的禁令，部分人认为规定了总比不规定好，因为有了就代表一种态度，而且总会起到一定作用。这种想法当然没错，但要依法治教，首先就要树立法的权威，几千年前的古人早就以实际行动作了说明。法条规定了却实现不了，这样的法条还是不出台为好；否则，每多一条这样的法条，就是拉一次依法治教的后腿。

 

就依法治教而言，有些内容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框定下来，有些内容则不需要。比如借读费，既然存在就有其根源，相关部门需要做的是努力消除其根源，而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的形式禁止。单说一个“禁”字，其根源犹在，借读费是杜绝不了的。

 

借读费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依法治教面临的尴尬与难题。这样的镜子有多少，类似的尴尬又有多少，相关部门应深思之，借读费取消这样的“乌龙”事件，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发生了。

 

《科学时报》 (2010-12-28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