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主题为“‘调整中增长’还是‘增长中调整’”的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这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的主题专场会议之一。本次年会共有10个专场会议。

 

本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研讨会共分为四个单元：货币政策与增长模式、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全球价格与价格波动。会上，一些专家就“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今，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造成了中国的贸易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那么人民币升值是否能解决中国贸易顺差问题？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教授认为，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的根源不在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在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

 

那么，如何转换经济增长模式？

 

陈学彬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是关键。他指出，当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特征是：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高贸易和资本顺差，高外汇储备，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

 

陈学彬强调：“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为了获取低价出口的竞争优势，大规模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挤压国内消费和内需产业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因此，陈学彬表示：“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刻不容缓，扩大内需是关键。靠投资拉动只是短期效应，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才是长期出路。”

 

为何中国的最终消费上不去？陈学彬回答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在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下，需要消费品的大量贫穷劳动者在其创造价值中的分配比例过低，即收入低，导致他们的潜在需求受到抑制；而少数拥有大量资本的富人在新增价值中分配比例过高，即收入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占其收入比重甚低，他们所占有的价值财富对应的物质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社会再生产总供求的失衡并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应如何提高中国的最终消费？陈学彬认为，要调节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包括：提高工资，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控制房价，降低高房价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等；同时，完善社保，解决后顾之忧。

 

“必须在未来数年内逐步提高我国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文溥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他的研究是通过分析在中国出口商品的7个主要竞争对手的综合竞争态势得出的。这7个国家为：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日本（除日本市场外）、美国（除美国市场外）。

 

研究结果表明，自1999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报酬增长率持续低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导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逐年下降。中国即使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增加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50%，也不过使中国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单位劳动成本持平。如果考虑到提高工资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在投资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等方面对上述六国的比较优势，即使在今后一段时期里较大幅度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中国的制造业也不会因此丧失其拥有的竞争优势。

 

李文溥表示：“我国制造业劳动工资水平是低于均衡工资水平的。”对此，他解释道，现在有些劳动报酬水平是被人为压低的，是由于独立劳工组织、劳资双方劳动报酬集体协商机制的缺失，加之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不计成本招商引资，有意无意地抑制劳动工资正常增长，导致了资本与劳动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李文溥说：“正因如此，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持续的‘民工荒’。这也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延缓了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他强调，今后数年应逐步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这将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比人民币升值更有利于缩小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同时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科学时报》 (2010-12-15 A2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