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区的垃圾填埋场对垃圾的处理方式仍然比较粗放。

 

“我国的垃圾处理市场已经从导入期进入成长期，并正向成熟期迈进。当前，正是我国垃圾处理市场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近日，在由中国固废网和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共同主办的2007中国固废高级论坛上，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这样表示。

 

据介绍，作为城市公用行业的一部分——城市生活垃圾产业目前已经进入市场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除宏观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其潜在市场规模也在稳步增长。

 

但同时，城市生活垃圾产业也面临一些问题，如垃圾处理处置仍在低水平运行，已建处理设施运营情况不甚理想。垃圾包围城市、严重污染环境的态势，不但未得到有效遏止，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才能在节能减排的国家宏观政策下解决垃圾处理问题成为行业发展的突破口。

 

垃圾产业机遇期

 

自本世纪初福建省在全国率先进行垃圾处理产业化尝试之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行垃圾处理产业化。

 

徐文龙介绍说，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环卫部门的产业化改制，将原有的环卫部门转为企业，政府将环卫工作，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公厕管理与维护等传统的环卫管理内容承包给个人或企业。

 

此外，“一大批社会资本涌向垃圾焚烧处理市场，投资卫生填埋场建设、垃圾综合处理厂的企业也逐渐呈现增多趋势。大型压缩式垃圾转运站作为一类特殊的垃圾收运设施也吸引了部分社会资本。大大小小的垃圾收运公司也开始涌现，进入垃圾收运服务市场。这些显著促进了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的提高”。

 

徐文龙表示，历经几年的培育，我国的垃圾处理市场容量有了显著增加，市场渗透率迅速提高，进入环卫行业的企业数量也在迅猛增加，垃圾处理市场正在向成熟期迈进，而目前正是机遇期。

 

政府监管不能缺位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开发的城市生活垃圾异重流化床焚烧技术具有稳定燃烧、防止二次污染、燃料适应性好等特点，目前应用该技术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11座，焚烧锅炉25台，垃圾处理量达7550吨/天。在中国和泰国，还有10多个采用该技术的城市垃圾发电厂处于施工建设中或工程前期。

 

然而，在开始阶段，企业甚至还要面对“运输垃圾到厂还要收几百块过路费”的处境。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碰到的种种困难，成为参加论坛的企业界人士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政策咨询专家傅涛认为，垃圾污染的滞后性强，所造成的影响容易被忽略。供水、供电的影响滞后期是1天；污水的影响滞后期是2～3年；垃圾处理的影响滞后期则是5～10年。因此，尤其需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税收和监管上的介入。

 

“而目前中国垃圾处理的直接收益主体模糊，责任主体和收益主体都缺位，垃圾场选址困难就是一种体现。”傅涛说。

 

徐文龙表示，垃圾处理的产业化不能等同于市场化。在不具有特许经营条件的地区，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发展仍然是我国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政府也不仅仅是监管者，还要作为企业的伙伴，帮它们解决问题。

 

徐文龙介绍，我国许多城市的政府还是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经验不足。“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把垃圾处理推向市场就不用政府再去管了，所以造成了很多特许经营监管缺失的情况。”徐文龙表示，在市场化运作下，政府应更加注重对企业运营的监管。

 

“企业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利益，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垃圾处理和环境改善，两者有所差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徐文龙表示，应该在一定技术标准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价格，而不是低价恶性竞争。牺牲质量和环保要求的低价恶性竞争，最终后果的承担者还是政府。引入资金并不是特许经营的唯一目的，同时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

 

徐文龙表示，加强政府监管，首先要完善特许权监管队伍的建设，建立独立的执法机制和评价体系，同时要组建一个完善的省级联网和全国联网在线监测系统。“福建省前段时间编制了一个垃圾焚烧厂监管标准，我们也正在申报国家标准。我了解到，台湾21个垃圾焚烧厂全部由环保署统一监管，建立一系列考核指标，有一个考评委员会每年对这些厂进行专门考核，并对每个厂的飞灰和炉渣跟踪调查，监管做得很到位，值得学习。”

 

综合处理新观念

 

“不要让综合处理走向机械和教条。”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在论坛上强调：“在综合处理方面，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领导认识，都是不够的。无论哪个城市，不谈回收利用，都是不够科学的！”

 

徐海云表示，当前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存在投入不足、技术欠缺、体制制约3个方面矛盾，其中投入不足矛盾最大。而我国生活垃圾的减量化客观上还需要时间，因此必须注重综合利用。“大家只讲填埋、焚烧、堆肥，为什么不讲综合利用呢？”

 

徐海云指出，目前国内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例如，许多机场建立独立的生活垃圾处理厂，往往是焚烧厂，规模小，也不经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一方面航空部门独自管理，另一方面因其产生的生活垃圾是所谓的“涉外垃圾”，需要特别处理，其实现在“涉外垃圾”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徐海云举例说，1989年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制定国家城市垃圾回收利用率的目标为25%，1996年实现这一目标后，又将垃圾回收率35%确定为新目标，2002年美国垃圾回收率已经达到30%。

 

而在我国，所谓“垃圾”由城市环卫部门负责处理，而废品的收运和处理由其他部门负责。“因此，目前城市建设部门统计的城市垃圾清运量基本不能反映废品部分，城市垃圾中的废品回收又没有健全完善的管理体系。”徐海云认为，要体现垃圾综合管理，需要打破条块分割。“其实我国在垃圾综合回收利用方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无限供给的、不怕脏不怕苦的劳动力，这是美国等其他国家无法比的。”

 

徐海云同时提醒一种新现象：较大规模的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只要严格按照现有标准处理，成本会大于直接填埋、焚烧的成本。“综合垃圾处理厂建完以后，大部分不能按照预期的目标来进行正常的运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