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炎 （同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195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学士学位，1966年同济大学结构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于1980年~198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后回国在同济大学教书。经历了学生与老师身份的变化，也观察了国内国外师生关系的不同，觉得目前的师生关系有了一些变化，其中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变化明显。

 

研究生时代：融洽的师生关系

 

我1962年开始读研究生，那时是四年制，没有学位制度，类似于现在的博士研究生，有两个导师指导我，一位是王达时老师，一位是李国豪老师。王先生主要负责制订培养计划，例如研究生应该学些什么课程。李先生有一个研究室，我当时在那里作研究写论文，李先生对于研究方向规划得很细，当时有很多研究生和一些青年教师一起作研究。

 

李先生的研究室有几个研究方向，我们可以找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去做，李先生自己也作研究。我们每周有一个上午大家轮流介绍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进展，等于是向老师与其他同学汇报，在汇报过程中大家一起讨论，提出一些想法。李先生做的题目我们也可以提意见。我们通过这种讨论的方式慢慢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下来了。我当时二十几岁，与老师、同学都相处融洽。

 

总的来说，我读研究生时，两位老师在研究方向上把关很牢，根据每个人的研究兴趣，讨论我们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把握方向，指明前景，激发研究兴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鼓励我们独立进行科学研究，不是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而是要求我们拿出自己的想法。那个阶段为我们培养科研兴趣、学会方法、培养能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感觉，导师的确是在非常用心指导我们的科研方法，培养我们独立创造的能力，在学科前沿共同讨论研究和引导。当时我们与导师的接触是非常频繁、非常密切的，感情也非常融洽，没有看到老师就很感觉怕或者很疏远的感觉，我们对老师非常尊重，是感情上自发的尊重。

 

美国的导师与研究生有雇佣关系

 

我198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1982年回国，发现在美国有一种说法，“研究生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后来我观察了一下，的确有这种情况，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是雇佣关系，导师出了钱，学费、生活费都给研究生，研究生就给老师做事。

 

美国导师缺少一种关怀、培养的观念，更没有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观念，他们也不提这个东西，就是导师有钱了，请研究生来做，这种市场经济中商业交换的概念比较多。

 

有些导师觉得学生干活很好，总想多留学生一段时间在身边，做廉价劳动力，而不让学生毕业。有些研究生对导师恨极了，美国有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

 

自己对研究生重培养

 

回国后我做了研究生导师，就思考该采用哪种方式带研究生，我觉得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那种国内的方式比较好。

 

我认为，研究生培养是为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我们带研究生不是让研究生帮我完成科研任务，而是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因此应该把培养的事情、关怀人的事情摆在主要位置。

 

我带研究生主要着眼于培养，根据他的情况，制定培养计划。我坚决反对把研究生当成劳动力。现在也有一些导师接了很多项目，让研究生帮他完成，这些项目与研究生培养关系不大，导师培养的意识非常差，所以研究生也觉得是帮导师打工了。

 

此外我是在考虑怎样把研究生的能力全面提高。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我要求他们念的学分特别多，别的老师要求三十几个学分，我要求他念五十几个学分。学生正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好学，所以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比较饱满，我认为他需要学的我都要让他学，也不要求他非要做我的课题。

 

做论文的时候，我还是坚持李先生和王先生培养我们的观念，根据学生的兴趣，培养他们独立研究的能力。我很少去告诉他们下一步去做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摸索，他们摸索不出来我指点一下。因为我没有让他们做项目，时间上他们自己可以有一个调节。

 

到目前为止，我带了100多位研究生，毕业后和我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觉得做我的研究生的确很苦，因为我的要求很高，学习课程也排得比较紧，到工作单位之后他们觉得这种苦是值得的，读研期间学的课程是有用的，学到了一些方法、能力，做工作都比较得心应手。

 

我认为，一有雇佣关系，研究生独立自主创新的能力就被压制住了。做导师的就有责任爱护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通过研究生来做项目。我也有一些项目，会找年轻老师帮我做。除非项目与学生的研究方向是紧密结合的，可能会让他实践，如果不相关，我就不会让他做，这些在他们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是可以接触到的，何必在研究生期间就做呢？

 

所以，老师以身作则很重要。老师的一举一动学生都看在眼里，做得好，学生会把老师当做一个榜样，做得不好，他们可能觉得老师也不过如此，就对自己放松了。

 

（本报记者 孙琛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