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则通,通则久。”在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河中,改革是永恒的活力之源。
回顾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大批科研工作者凭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决心,最终实现了独立研制“两弹一星”等壮举,而这些辉煌成就与当时的体制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我国科技发展遵循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到来,这种高度集中的任务导向型制度开始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不再完全适用于更加广泛和多样化的科学探索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改革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进科技人员流动等。
在这场改革浪潮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们充分展现了远见卓识和自身影响力,提出大量重要的咨询建议。其中,“倡建科学基金制度”“促成‘863计划’”以及“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的“三大建议”,如同三把“金钥匙”,推进了我国科技体制建设,将改革引向纵深。
1956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着一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激昂口号,《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应运而生,照亮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未来之路。
那年春天,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全国科技界的精英会聚于北京西郊宾馆。他们共同奋斗了近5个月,群策群力,精心拟定并审议了国家科技事业的首个发展纲领。
聂荣臻元帅感慨万千:“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制定这样一项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
这一蓝图不仅直接推动了“两弹一星”伟大成就的实现,还深刻影响了此后我国科技发展的模式与格局。
2025年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思想库。70年来,广大院士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发展,持续开展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咨询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本报特别推出“咨政报国七十载”系列报道,深入解读学部咨询工作的重大成果与典型事例,讲述院士专家“为国建言”的动人故事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