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Rosling认为自己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可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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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Rosling知道，面对挥舞着大刀的敌人，永远不要逃跑。“逃跑比直面他们更危险。”他说。因此，在1989年，当一群暴徒来到他位于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野外实验室时，Rosling努力保持冷静。“我当时想，‘我要利用已有的资源，而我擅长的是谈话’。”

身为医生和流行病学家的Rosling从背包里抽出了非洲因病致残的一些病人的照片。他们感染的是麻痹疾病（Konzo），许多当地人也受其影响。Rosling通过翻译向暴徒解释说，他认为自己找到了Konzo的病因，希望能为当地人验血来验证。

在他解释了几分钟后，一位老妇人走上前去，表示自己支持这项研究。当暴徒停止挥舞大刀后，这位老妇人挽起了自己的袖子，之后，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她的行列。“只要你与他们对话、倾听，与他们当中明事理的人交谈，你就能做到任何事。”Rosling说。

现在，他仍在努力用事实武装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向联合国领导人、身家上亿的高管和政客讲述事实，成为了受他们信赖的顾问。这位身形消瘦、戴着眼镜的瑞典人还曾被《时代》和《外交政策》杂志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人物之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梅琳达·盖茨说：“拥有Hans Rosling这样一位老师是全世界最荣幸的事情之一。”

不过，Rosling在科学家群体中却没有这么受欢迎。他受到的赞誉并非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成就。在过去20年中，Rosling不是在生成数据，而是在传播他人收集的数据。

现在，Rosling正和儿子Ola及儿媳Anna Rosling Rönnlund一起写书。这本新书旨在消除人们的过时观念，书名暂定为Factfulness。他们希望这本书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认为，如果专家不按事实行事，就无法解决重大的挑战。“不过，人们首先需要消除成见。”他说，“而这并不简单。”

生死边缘

当Rosling还是一个生活在乌普萨拉的小男孩时，他会认真听父亲讲述东非工人收获咖啡豆的艰辛。后来，Rosling和女友Agneta Thordeman参加了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和美国越南战争的学生抗议活动。

当时，Rosling是医生，女友是护士。他们带着微薄的路费，穿越了印度和东南亚。1972年，二人结婚，7年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到莫桑比克。

Rosling这么做是为了兑现多年前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创始人Eduardo Mondlane的承诺。Mondlane曾说，在从葡萄牙手中获得独立后，莫桑比克的未来将面临重重挑战，因为这里非常贫穷，民众教育水平也很低下。Rosling回忆道，“他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请答应和我们一起努力’。”不久，Mondlane被邮件炸弹炸死，未能亲眼看到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但是Rosling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莫桑比克政府将Rosling派到了该国北部，他成了30万人的唯一医生。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缺乏，当Rosling看到病人时，他们常常已经剧痛难忍，他无助地看着儿童因为本能轻松预防的疾病而死亡。“那些年的经历变成了一种创伤般的记忆。”他说。

1981年，他收到了一位在一个偏远卫生站做护士的意大利修女的来信。“请到这里来。”她写到。周围村庄的人双腿突然瘫痪。于是，Rosling离开家人，一头扎进了这场危机中。

他对50万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发病率最高的人群完全依靠木薯生存。因为在发生干旱时，木薯是当地唯一能种的庄稼，但木薯含有氰苷。一般而言，将木薯根在水里浸泡几天可以消除毒素，但在河流干旱、家人忍饥挨饿时，当地妇女在烹制木薯时跳过了这一步，结果带来了伤害。膳食氨基酸也能解毒，但是当地人吃不到含有膳食氨基酸的肉或豆类。

1981年底，由于许多变故，Rosling及家人搬回了瑞典。他注意到，无论在什么国家，饱受病魔折磨的小镇看起来都一样悲惨。瘦骨嶙峋的人们撑着临时拐杖在肮脏的路面上蹒跚而行，或者在地上爬着，双腿扭曲。一个刚果社区将这个疾病称为konzo，这一名称来自一个原指膝盖被捆的羚羊的单词。1990年，当Rosling和同事正式定义该疾病，并提出有关其病因的证据时，他们也采用了这个名字。

研究发现适当加工木薯是短期预防该疾病的最现实的方法。但在饥饿和冲突中，他们的发现常常被忽视。Rosling逐渐相信，konzo真正的病源不在木薯，而在于经济灾难。“造成疾病的是极端贫困，这就是埃博拉和konzo的起源。”他说。

对无知的无知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极端贫困指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但Rosling还能从其他地方辨认出贫困。在必须赤脚步行几个小时寻找水或耕种受侵蚀的土地的人们、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的人们、生下的孩子体重低得危险的人们、深陷困境而毫无生活选择的人们身上，他看到了贫困。

最终，Rosling表示，消除极端贫困是治疗konzo和预防其他疾病的唯一方法，包括社会疾病和传染性疾病。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金钱、政治和文化是疾病的来源。

Rosling在1996年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但他意识到，他的学生和同事都不理解极端贫困。在他们眼中，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都是穷人。“在他们眼里，只有我们和他们；西方和其他。”Rosling说，如果他们不理解刚果偏远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巴西城市贫民窟的街头商贩面临的不同挑战，又怎能解决问题呢？“科学家想做好事，但问题是他们不理解这个世界。”Rosling说。

于是，Ola提出可以帮助他用图形解释世界。他为父亲开发了一款软件，能动态显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编制的数据。有了视觉辅助后，Rosling开始编写那些令他声名大噪的演示稿。在其中一份演示稿中，一张图表显示的是1975年的全球收入分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呈双驼峰分布。

之后，只见中国、印度、拉美和中东的收入逐渐向前移动。Rosling说，“双峰驼死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一个驼峰的单峰骆世界里。”他补充道，“贫困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了，但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依然众多，这一点令人震惊。”

打破谬误

梅琳达·盖茨说，人们常常会告诉她，盖茨基金会通过疫苗等干预措施挽救儿童生命的做法可能会助推人口过剩和环境崩溃。而令她振奋的是，Rosling流利地使用数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儿童生存率的上升，家庭的规模已经缩小了。“我看到人们在听Hans演讲时恍然大悟的样子。他温和地打破了这些谬论，我非常崇拜他。”她说。

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扩散蔓延，Rosling加入了利比里亚政府的流行病监控团队中。该团队想要整合数据，但各个国际机构收集信息的方式迥然不同，令其无从着手。“我们迷失在了各种细枝末节中。”Rosling说。“我把它看作一场战争：我们只需要知道病例数目是上升、下降还是持平了？”

他还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指出联合国成立的一个倡议组织的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报告中存在误导性数据。该组织声称，60%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冲突、动乱和自然灾害背景下。Rosling计算出的真实数字不到17%。

Rosling认为，唬人数据盛行的原因是人们想在难民危机能获得财务支持的时期筹集资金。“全球健康似乎已经进入了后事实时代，数字被扭曲，以迎合倡议。”他写道。

鉴于他认定广大公众必须接受终结极端贫困、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Rosling将事业的最后一程投入到了教育领域。他希望在接受了准确的事实后，人们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谁比他更适合做这项工作呢？他可是一个只用几张照片、几句话就能击退武装暴徒的人。（来源：科学网 唐一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