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专门讨论“第一学历歧视”问题。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委员就指出“第一学历歧视”歪曲了人才评价标准。笔者在20多年前攻读博士期间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在2012年撰文论述了用人单位关注“第一学历”的合理性，因为“第一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求职者的能力信号。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与此同时，在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展、学位类型日益丰富的情况下，“第一学历歧视”如果大行其道，显然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一方面用人单位重视“第一学历”有其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第一学历歧视”又不利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怎样才能缓解其中的矛盾？为此，笔者团队近期专门分析了“第一学历”对科研工作者学术网络和学术产出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可能有助于解决上述矛盾。

我们的研究有如下发现。其一，科技工作者的本科院校层级对其核心期刊论文产出和参与正规学术团体的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相对于本科毕业于非精英高校的科技工作者而言，本科毕业于精英高校的科技工作者的高质量学术产出更多、学术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其二，学术社会网络不足是导致本科毕业于非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科研产出处于劣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他们也能够获得足够的学术社会网络，其在学术发表上就可以赶上本科毕业于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其三，本科毕业于非精英大学的科技工作者可以通过提升教育层次的方式，弥补先前高考相对失利对于学术社会网络的负面影响，即可以通过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努力，在学术社会网络方面实现“逆袭”。

上述发现说明“第一学历劣势”的确会给自身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类负面影响可以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努力进行弥补。这表明用人单位重视“第一学历”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一刀切”地进行“第一学历”筛选，则是万万没有道理的。因此，用人单位在人才选拔和资源配置过程中，要避免“第一学历歧视”，打破其带来的“路径锁定”，提升人才使用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如果说用人单位的举措是缓解“第一学历歧视”的需求侧改革，从研究生培养机构出发采取的举措则属于一种供给侧改革。

首先，研究生培养机构有必要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的在读学生主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扩大社会网络的接入渠道。已有大量文献表明，在学校期间获得的组织社会资本对未来求职乃至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生培养机构应为本科阶段院校层级较低的研究生提供更多平台和资源支持，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术团体、跨机构项目、学术会议与校友网络等，以促使他们主动构建更多的组织社会资本。

其次，发挥研究生阶段导学关系的桥梁功能，助力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的研究生积累社会资本。我们的研究发现博士生阶段的院校层次对学术社会网络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已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导学关系不仅能减轻研究生的科研压力，导师的社会网络还能显著拓展学生的学术社会联系。因此，应通过完善导师评价体系、鼓励“良师益友型”导学关系等方式，推动导师在学习、学术指导之外主动促进学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尤其鼓励导师关注来自非精英高校本科背景的研究生，帮助其在研究生阶段完成社会资本的“逆袭积累”。

最后，建设公平包容的学习、学术环境，从文化上消除存在“第一学历劣势”研究生的“羞耻感”。研究生培养机构应倡导“奋斗导向”而非“出身导向”的学风文化，让第一学历处于劣势者能够保持乐观与自信，相信自身能够通过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努力实现赶超，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愚公移山”精神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重要财富，很好地诠释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需的韧性，而“第一学历歧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精神的消解。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多个方面破除“第一学历歧视”给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需要在制度上明确，在就业、招生和提拔等环节杜绝“第一学历歧视”，更要在人才成长的漫长道路上打破路径依赖，倡导英雄不问出处，宣扬“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以及“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