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萨植物园。

▲19世纪初比萨植物园视图，展现圣玛丽亚街古老入口（位于自然历史博物馆下方），科西莫·隆巴多教授1940年捐赠（比萨植物研究所藏）。作者供图

■廖景平

“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植物园是哪家”，植物园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了数百年。实际上，曾连续担任比萨植物园和佛罗伦萨植物园主任35年的阿尔贝托·基阿鲁吉，在1953年就依据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原始信件、土地契约、学者手稿等三重证据链考证认为：创建于1543年夏季的比萨植物园是世界上首个学术植物园，1545年7月创建的帕多瓦植物园、1545年12月创建的佛罗伦萨植物园紧随其后，这三者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革新的核心载体。然而，时至今日，仍有将帕多瓦植物园奉为鼻祖者，本文依据阿尔贝托·基阿鲁吉对学术植物园的建园时序与学术传承脉络的厘清，围绕学术植物园的相关争议进行解析。

被误读的建园年代

学术植物园建立的核心标准是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结合的实体机构成型，需满足“有规划场地 + 核心功能启动 + 可追溯证据”三重条件，而非单一的文件批复或挂牌仪式。证实谁为“最早”需要档案、实物、传承等证据链。

植物园史学界长期存在的“帕多瓦优先说”源于三大认知偏差：一是混淆“教学岗位”与“实体机构”，误将帕多瓦1533年设立的药用植物教席等同于植物园建立；二是仅凭间接记载将比萨植物园建园时间错判为1547年，忽视原始档案佐证；三是未理解比萨植物园因政治语境缺乏“官方建园法令”的特殊性——佛罗伦萨公爵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为尊重大学自治，以间接支持推动建园，导致显性文件缺失。这些误判的本质，是对学术植物园定义与建园证据链的双重误读。

三家植物园的建园经过

追根溯源，最坚实的证据往往藏于学者亲笔信件、园丁薪资记录与花园砖石痕迹之中。下面就对三家植物园作为学术植物园建园前后相关证据进行逐一梳理，以验证比萨植物园是最早的学术植物园。

比萨植物园虽无明确建园法令，却通过原始文献、采集记录、薪资凭证形成完整证据闭环，可信度远超间接推测。

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藏1545年7月4日比萨大学医学与植物学教授卢卡·吉尼致科西莫一世总管的亲笔信中记载：“已收集多种植物种植于比萨花园，为学生提供实用教学”，并提及1545年6月完成阿尔卑斯山植物采集并种植。此时帕多瓦植物园尚未签订土地协议，该信直接证明比萨植物园在1545年夏季前已具备教学功能。

此外，1543至1544年，吉尼与助手路易吉·安圭拉拉已在比萨周边及亚平宁山脉开展植物采集；比萨大学1547至1549年的薪资记录显示，吉尼与专职“药草师”同步领薪，证实植物园与教学岗位同步规划，建园时间与1543年吉尼赴任比萨大学时间一致。

早期平面图与遗址的实物佐证也是有力的证据。16世纪末，比萨古地图标注植物园初址位于圣维托修道院“秘密菜园”，1563年迁至圣玛尔塔修道院，1591年迁现址。这些均有明确记载，形成完整轨迹链条。

帕多瓦植物园的建园过程有明确官方记录，无任何争议。1545年6月29日，威尼斯参议院以137票赞成通过建园决议，7月7日与圣朱斯蒂娜修道院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年租金25杜卡特，标志着植物园正式建立。自建立以来，该园位置与原始面积从未改变，成为研究早期植物园规划的“活化石”。值得注意的是，首任园长安圭拉拉正是吉尼在比萨植物园的核心助手，威尼斯参议院特意拨款2000杜卡特，意图让其带着比萨植物园的建园经验，打造超越前者的学术地标。据1591年《帕多瓦药用植物园植物名录》记载，当时园内已种植植物1168种，成为早期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佛罗伦萨“药用植物园”是比萨植物园的暑期教学分支，专为假期留校学生及医院实习生设立，其建园时间由双重档案确证。

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1545年11月16日的公证文件记载：圣多梅尼科修女会将36斯塔贾土地长期租赁给科西莫一世，年租金20杜卡特，自1545年12月1日起算；1748年乔瓦尼·桑塞多尼报告明确概述建园背景、租赁细节及教学定位，与公证文件形成互证。

植物园采用不规则四边形布局，四条月桂树小径十字交叉，中央为带八角形喷泉岛的苗圃；入口门楣铭文“科斯穆斯·美第奇，佛罗伦萨公爵二世”，未含科西莫一世1557年才获得的“锡耶纳公爵”头衔，进一步佐证1545年建园时序。

佛罗伦萨植物园1545年12月建园，时间仅比帕多瓦晚5个月——作为“分支”，不可能早于其“母体”比萨植物园，这一逻辑闭环间接印证比萨园1543年建园结论。

此外，同时代学者提供了权威证词。例如，吉尼的学生、博洛尼亚植物园创始人阿尔德罗万迪在手稿中记载，“卢卡·吉尼在比萨建立欧洲首个药用植物园，威尼斯元老院效仿建立帕多瓦植物园，聘请吉尼的学生安圭拉拉管理”；同时历法与纪年的关键澄清、教学模式等都可作为有效印证。

美第奇家族的学术革新

可以说，是美第奇家族系统性推动了早期学术植物园发展。1513年，教皇利奥十世乔瓦尼·德·美第奇在罗马设立首个药用植物教席，标志植物学从医学附庸向独立学科转型；1543年，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在比萨重建大学，聘请卢卡·吉尼创建“教席+植物园”创新模式，建立世界首个学术植物园；1545年，佛罗伦萨分支植物园与威尼斯效仿建立的帕多瓦植物园共同构成了该创新模式的传播网络。学术植物园核心理念源于美第奇家族推动的“罗马-比萨学术传统”，帕多瓦植物园是重要实践地与推广者。

三大植物园的精确年代考证不仅厘清了编年史争议，更揭示了现代植物学的制度起源。比萨植物园首创“科学研究+教学实践”模式，其无官方法令却实践落地的历程，反映了文艺复兴科学机构的多元起源；帕多瓦植物园以制度完善与位置恒定成为早期规划“活标本”，提供了可借鉴的管理范式；佛罗伦萨植物园的分支属性则证明“教席+植物园”模式已形成可复制的学术体系，为现代植物学教育奠定基础。

正如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所言，“欧洲几乎所有优秀的科学机构都应归功于意大利”。这些早期植物园既是植物分类学研究基地，又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载体——美第奇家族推动的“人文主义+科学实践”理念从佛罗伦萨辐射全欧，为现代植物学体系奠定基础。

这场数百年争议的厘清不仅确认了比萨植物园的“最早”地位，更揭示了文艺复兴科学创新的多元路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