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扬

当地时间9月23日晚，中国建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在巴西潘塔纳尔地区拍摄一部关于“海绵城市”的纪录片期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享年62岁。

俞孔坚如同他创办的机构“土人设计”（Turenscape）之名那样，来自土地，也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1963年4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东俞村，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他大学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并在该校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现更名为哈佛设计学院，简称GSD）深造，获设计学博士学位。

我和俞老师的渊源也从这里开始。我在赴美学习后，第一次听说哈佛大学也有实用的“设计学科”。与他类似，我最终也获得了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在美国公司从事设计工作。不同的是，我在国内并没有任何相关学习经历，所以对学完之后能干什么懵懂无知。在就读于GSD之前，我是从“土人设计”公司的成果和活动中，逐渐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一门名为“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学科，而这正是他在北京大学创办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核心专业。

这一专业工作并非无中生有。中国明末的《园冶》开卷即为“兴造论”与“园说”。据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所述，中国现代建筑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梁思成先生曾经憧憬过一个广义的“营造学科”， 覆盖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园林绿化等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专业人才长期由林业大学/农业大学等专科培养，仅有少数院校例外，如同济大学。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市政府建设局合办“造园组”，从建筑学院独立出去，成为新中国第一个风景园林学科。

分久必合。国际建筑师协会1999年于北京举办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所拟《北京宪章》中，我国建筑大师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领域要“融合建筑、地景（作者注：landscape的另一译法）与城市规划”。而实际的人才储备和学科体系建设又与融合的愿景颇有距离：长期以来，“兴造”与“园林”两大体系各自发展，各有偏重，更不用说在中国更具权威性的“城市规划”凌驾于二者之上。各学科根基不同，遑论合作。但分久必合的种子早在确定学科名目时就已种下，不是园林，而是 “风景园林”，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造园者并不甘心囿于古典园林的一角，他们考虑的是更大的环境营造问题，甚至国土资源的开发与使用。

地位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环境美容师”，在时代机遇中转而成为弄潮儿。除了景观建筑师（landscape architect）的身份，多家外媒报道中也称俞孔坚为“建筑师和城市工作者”（architect and urbanist）。我想这也说明了俞教授的基本立场：他强调了整体环境营造的意义，同时身体力行，让传统风景园林学科的工作更主动地靠近城市建设和国土规划的核心，甚至极大影响了以上领域的舆论场。

俞老师归国最初是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曾任城市与区域规划方面的教授。不过，比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更显眼的，是他在风景园林同行中引起的争议。争议本身也是机遇的一部分，推动了学科发展的大讨论：“园林绿化”焕新为“景观设计”，“风景园林”不再只是关注古典意趣的造型设计，也关系到土壤科学、水利工程、生态学说等。当然这背后更基本的推动力是某种政治经济学。30年以来，恐怕很少有哪个专业像园林-景观这样纠结于新旧之别，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大概是貌似中立的学术，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和相关从业群体。住在某个以“……园”冠名的小区，你一定会意识到，在房地产经济中那些配套景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数量惊人的大开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耗费可观资金，并且衔接城市规划，事实上成了城市扩张野心的一部分。如何以特定理论指导新生的实践至关重要。

或是因为和现实紧密相关，园林-景观专业招生规模飙升，一度成为高等院校一级学科，重点大学中大部分都已设立。俞老师在这方面引领风气，不仅招收学生，而且系统推进译介和学术工作，创办国际获奖期刊《景观设计学》并任主编，多次召开观点鲜明的国际学术会议。他更为显见的业绩来自大量的国内外实践，以及获得的一系列尤其是国际颁发的专业和学术荣誉奖项，比如2012年当选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会士，2016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0年，他获颁世界景观学和风景园林学术界的终身成就奖——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表彰其“为改善社会和人居环境、提高人类福祉作出的杰出而意义深远的贡献”。 2021年，他获得“柯布共同福祉奖”，这是生态哲学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最高奖项。

我不止一次和俞老师在各种公私场合晤面。事实上，作为他的师弟，我也不知如何对围绕着他本人的极大争议表态。他反对忽视生态功能的城市美化运动，提出让景观回归健康、生命力的“大脚美学”。“大脚”和“小脚”的文化比喻，一度把他看重的“野草之美”和传统园林遗产对立起来，引起轩然大波。这符合他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引入的新视角，有时正是以极端冲突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比修辞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一学科中的科学和文化之争。他最初提出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中已经蕴含这种冲突：在理想愿景和实地践行之间，至少隔着难以言说的“设计”环节，前者可以宏观完美，后者却是具体、纠葛于人事的——这或许是整个城市工作都面临的矛盾。如此大的空间，是不可能像家具那样一一雕凿的，需要尊重和顺应自然；而环境的系统和社会生活之间，并不天然是顺承的关系，两面作战的“景观设计”不容易既自然，又符合特定的文化。

从1997年开始，俞孔坚及其团队就开始研究城市水系统，提出“海绵城市”概念，以此比喻自然系统的洪涝调节能力，指出“河流两侧的自然湿地如同海绵，调节河水之丰俭，缓解旱涝灾害”。最近10年，我国城市的治水观念事实上也认可了俞孔坚倡导的“海绵城市”概念。不过，在高度人工化的现实中，观念的接纳和实际操作之间尚有很大的空白有待填补。

必须回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自身，去理解这种尚待弥合的缝隙。这所古老的大学重视“设计”尚不足百年，原因在于，包括建筑学在内的古典学科，通常只讨论城市工作的顶层设计，至于贯彻和执行是工程师的使命，两者在校园之外并不总能匹配。“设计”至今依然吸引着人们艳羡的目光，但是它的双脚仍是在土地上的肉身，独自走不了太远。

从这所学院走出的俞孔坚，讲述的景观故事同时有关天空和大地，却不幸戛然而止。

（作者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建筑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