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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彬

几年前，国内某头部“双一流”高校博士毕业生李磊（化名）本有机会到 “双一流”高校任教，但几经权衡，还是选择了一所普通的地方高校。

前段时间，李磊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一份访谈邀请函，对方想和他聊一聊，作为一名从研究型高校毕业的博士，到普通地方高校工作的感受。

这封邮件让李磊觉得有什么东西戳中了自己，并产生了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近年来，国内大量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地方高校就业。根据已有研究统计，我国院校层次、学科等级的“高毕低就”率分别达到 51.3%和63.9%，在以研究型大学为主的中央部属高校中，超过 50%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在高校就职，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地方高校。

“受不同层次高校差异化的平台条件、制度文化以及青年教师学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在入职地方高校后，会面临更多的无奈和挑战。”正是这些无奈直接引发了李磊的“不吐不快”，也成为了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英才副教授李永刚关注这一现象的原因。

研究中，李永刚用了四个字形容那些年轻老师们的境遇——凤凰落架。

倒置的“中心与边缘”

李永刚第一次关注到这一现象，是在他刚刚工作后不久。

201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的李永刚入职天津大学。工作之余，他经常和同学、朋友一起交流“初入职场”的感受。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同学或朋友大多在地方普通高校任教，他们的吐槽涉及科研、教学乃至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但他们所说的情况我却很少遇到。”这样的反差让李永刚意识到，同样是从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不同高校的境遇差别或许要比自己预想的大得多。

当时的李永刚还只是在猜想，而与他几乎同时进入高校的李磊则已经有了“切肤之痛”。

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李磊本硕博均在原“985工程”高校就读。“求学过程中，我接受的知识、理论、方法和视野都相对前沿，研究课题也比较主流。”他说，但来到地方高校后，学校的要求却让他极不适应。

李磊所在的学校位于国内某著名革命老区，他所在学科的优势研究领域几乎全部集中于对当地史的研究。

“在校内很多人看来，我之前的研究方向过于‘高高在上’，对于强化学校的学科优势没有任何作用。”李磊说，这并不是简单的“研究理念”不同的问题，“因为那些人往往掌握着对学术资源、课题经费的分配权，在设置选题、划拨经费时，如果不选择他们‘中意’的选题或议题，就会很‘吃亏’”。

李磊口中那些校方“中意”的议题，更偏向于应用、政策、咨询类，而他此前的研究更多偏向于纯学术类，这两者很难衔接，从而使来自研究型高校的青年教师处于“科研孤儿”的状态。

“相较于理工学科讲求团队合作，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往往是‘单打独斗’。因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更加难以承受。”李磊说。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理工学科也同样存在。

刘畅（化名）博士阶段就读于国内某地质类头部高校，研究方向是地质构造。如今，他就职的某地方高校处于某类矿藏的富集区，校方一直要求年轻教师将研究方向转到相关领域。

“我已经在学校工作了五六年，但直到今天，校方还在用各种方式要求我们转换研究方向。”刘畅说，但问题是，如果转换领域，就意味着自己的科研必须从头再来；如果坚持原有研究方向，则意味着要承受更多来自校方的压力。

“和我一起入职的年轻老师中，有些人已经听从了学校的‘意见’；有些人还在硬挺着，比如我。”刘畅笑着说。

李永刚将这种现象称为“个体与组织的学术价值观之争”。

“在学术方向的判断上，研究型大学偏好具有世界主义导向的基础性问题，而地方高校则对地方主义的特色议题青睐有加。”李永刚说，这种不同是两类高校在学术金字塔体系中定位差异的结果。

对于身处“地方”的高校来说，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都要紧密围绕所在区域的发展。换言之，对于地方高校教师而言，“地方”就是中心，而更遥远的世界则被推向边缘。这种“中心与边缘”二元学术价值观的倒置，使研究型高校博士毕业生与其所在的地方高校之间，在发展目标和方向选择上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鸿沟。

“如果说在入职早期，他们尚可依靠原有学术积淀和资源继续发展，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二者间的分歧会日益扩大，地方高校很难给予持续支持。”李永刚表示，此类现象在自己的调查中并非孤例。“90%以上的受访者都会遭遇研究方向和地方高校支持领域不一致的挑战，进而陷入个体需求和组织资源供给失配的困境。”

毕业生不关注，高校不在乎

当初毕业时，李磊之所以没有选择其他“双一流”高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所地方高校能解决他妻子的工作问题。

“我在读博期间已经结婚，但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我找工作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李磊曾向一些有意聘用他的“双一流”高校提出相关诉求，但均没有得到满足。

可以说，李磊到地方高校工作是有些无奈的，而这种无奈，很多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都曾有过。比如，2018年从某顶尖“双一流”高校博士毕业的王玮（化名），因为妻子在东部某二线城市工作，最终选择当地的一所地方师范大学；刘畅之所以选择目前所在的高校，也是因为作为本地人，“不想离家太远”。

在李永刚所做的一项涉及近千个样本量的调查中，当被问及到地方高校工作的原因时，“为与配偶/恋人团聚或照顾父母”的认同比例达到62.9%，“可以解决配偶/恋人工作”的比例也达到了24.69%。

与此相对的是，在选择入职地方高校的动机排序中，与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平台”却只能排到第八位。

“这说明很多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选择地方高校的原因，并非为了学术上的‘对口’，而是多种因素权衡的结果。”李永刚说，其中，学术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因此，毕业生往往较少考虑自身研究方向与学校特色学科的匹配度。

这个问题毕业生甚少考虑，学校同样考虑得不多。

刘畅毕业那年，和他一同入职的博士毕业生多达100多人。之所以一次性招聘如此多的学生，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当时该校正要冲击本省的某个教育工程，需要大幅提升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这种现象很常见。”刘畅说，地方高校为了提升排行榜位次，或者冲击某个项目，会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招聘博士生，尤其是名校博士生。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会过多考虑求职者研究方向的匹配问题，“只要是名校的，就先招进来再说”。

毕业生不关注，高校不在乎，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加剧这种冲突的，则是学校对于“名校博士”的另一重诉求——发论文。

李永刚解释说，如果将国内高等教育体系比作金字塔的话，处于“塔尖”的研究型大学无疑是众多地方高校的发展动力和目标。当下，想要提升学校的学术声望，发表高质量、高“档次”论文无疑是一个重要途径，因此那些从“塔尖”下来的名校博士生们就成了校方寄予厚望的对象。

“事实上，地方高校招聘研究型高校博士毕业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发表高质量论文，借此提升学校在各种排名中的位次。为此，他们会效仿研究型大学，制定诸多科研激励性政策。”李永刚说，比如规定发影响因子多少的文章，就奖励多少万元的绩效等。

然而同时，这些高校又要求教师转变自身研究方向，将研究重点与所在区域的发展绑定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们的学术发表。

李磊就曾申请到一个与当地文化密切相关的省级课题。然而，当课题行将结题，他需要发表相关论文时，却发现由于研究方向过于“小众”，几乎所有的C刊全部拒收。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李磊说，地方高校对于教师科研能力的评价往往比较单一，即是否能在有足够分量的刊物上发文，但过于侧重“地方化”的课题，往往不会受到重量级刊物的青睐，导致发文困难。

“更重要的是，对于年轻教师的职业发展极为重要的职称评定等，其主要的考查标准也在于是否有足够分量的论文发表。”李磊说，评副教授必须发三四篇SCI论文，至于那些厅级甚至省级的课题，其选题项目和到账经费则根本不能作数，“这就是‘两张皮’”。

在研究型大学中，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吗？李永刚摇了摇头：“即便有，情况也会好得多。”

他解释说，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由于其自身学术地位以及待遇、平台等优势，求职者众多，它们可以从容挑选专业“对口”的教师；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型高校大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因此家庭等非学术因素不会成为求职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云里雾里”的东西不要讲

类似的问题在教学领域也同样存在。

李永刚表示，受自身成长路径的影响，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大多秉持专注于纯粹知识探索、自由人格成长的非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然而，当他们带着这种教育理念走进地方高校的教室时，往往会遭遇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在这方面，王玮深有体会。

“我的学生并不要求老师讲理论基础和前沿知识，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未来只想当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对于探索性学习和通识类教育并不感兴趣。他们似乎只关心老师能不能教给他们最实用的教学技巧，包括如何把PPT做好。”他说。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学生群体中。

在教学中，王玮承担了一门“教育政策”的本科课程。作为授课教师，他自然要将目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教育政策研究内容引入课堂。然而，校内的教学督导却在课后给他提出了“意见”——不要讲那些“云里雾里”的东西，只要和学生讲清楚什么是“‘双减’政策”“教科书改革”就可以了，这些才是能真正影响学生的内容，你讲的知识与他们未来从事教师工作并无关联。

对此，王玮只能苦笑。

“在教学领域，我感觉学校领导还是相对开明的，也鼓励我们做一些教学探索，但阻力在于一些已经在地方高校从教多年的老教师。”王玮说，虽然这些老教师并非“领导”，但很多时候，他们可以借助诸如“教学督导”之类的身份，对年轻教师的教学产生影响。

采访中记者发现，青年教师，特别是从研究型高校毕业的青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

比如，曾有研究型高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向记者抱怨，他在入职地方高校时，选择的是担任科研型教师，此类教师每年的课时量要求只有80个学时。但事实上，他每年的课时量几乎没有低于200个学时。

究其原因，“学校里很多缺乏研究能力的老教师会选择教学型路线，这类教师每年要求280个课时，但从事教学费时费力，且课时费低，所以很多老教师并不愿意上课，这就导致很多课程没有人上。”该教师称，此时，学院往往会将这些课程强制分配给年轻教师。

“类似现象并不在少数，”李永刚坦言，特别是一些新开设课程往往会交给年轻教师承担，但这些课程与教师自身的专业方向并不匹配，“这给这些教师带来很大的压力”。

解决不了的“小事”

面对上述种种压力，那些进入地方高校的名校博士们也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规划着自己的“职业生涯”。

李永刚根据不同教师的应对策略，将教师划分成4种类型。

第一类被称为“规则游戏者”的超越。此类青年教师不仅拥有较高的学术追求，而且会主动构建人脉网络，有意识地强化既有的学缘关系，并在一些关键资源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进而在有限的学术平台上获得更多资源。

第二类被称为“学术朝圣者”的坚守。相较于第一类，此类教师对复杂的校内关系冷眼旁观，或保持适当距离，只是专注于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研究，甚至呈现出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游离状态。

第三类被称为“戴着枷锁起舞”的权变。李永刚解释说，此类博士毕业生的学术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往往需要通过“社会交换”建立支持性关系网络，也就是通过承担院系的一些“杂事”，显示自己的价值。

第四类则被称为“江湖两相忘”的浮游。他们不在意组织内部的评价，更不会追求外部学术共同体的声誉，只是最低限度完成分内之事，甚至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抱着“破罐破摔”的心态在高校中消磨时光。

在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第五种类型——有人直言，“高校教师”对他而言只是一份职业，但社会上并不只有这一种职业……

不过，更多在地方高校就职的名校博士们仍然希望校方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

刘畅就在受访时直言，对于学校的有些做法，比如更强调科研的地域性和实用性等，自己虽然不愿接受，但也能部分理解其背后的苦衷，毕竟地方高校有其自身的生存压力。但他同时表示，自己身边很多来自名校的青年教师有着很好的学术素养和积累，如果对他们的束缚过多，的确会严重影响这些人的学术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条件下，为那些‘学术朝圣者’们单独开设一些‘特区’，以保护他们原有的学术成长路径？”他问道。

据王玮观察，大约从2018年开始，受各种因素影响，国内顶尖高校博士毕业生中，到研究型大学就业者与到地方高校就业者之间的学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小。“这说明地方高校青年教师的整体学术水平是提升的。对此，高校在制定教师发展政策时必须有所考虑。”

不过在受访时，“王玮”们最强烈的诉求并不在于此，他们更希望提升校内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科研、教学方面的理解和支持程度。

在这方面，有位教师讲述了一件自己遇到的“小事”——平时，他和同事们很喜欢到学校图书馆看书和备课，但由于图书馆的桌椅并不配备电源插座，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不便。针对此问题，他们向校内有关部门反映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解决。校方给出的解释是“图书馆建筑属于老楼，改造成本太大”。

“事实上，那座楼不过是六七年前才建成的，而在周边的一些研究型大学，即便是几十年的老楼也早已配备足够的插座。”在该教师看来，学校真正不愿改造的原因在于管理人员并非学术出身，无法理解这样一件“小事”对教师工作的影响。

对此，李永刚表示，行政权力与教师诉求之间的矛盾，在国内高校普遍存在，但在地方高校中的表现更加明显。身处其中的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由于其自身对于周围环境有更多不适应，所以对这种矛盾也会更加敏感。

“必须承认，受各种因素以及现行制度压力的影响，指望在短期内，使地方高校的管理与研究型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诉求达成一致并不现实。”李永刚说，但提升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优化校内组织的生态环境，的确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改革方向。“在这方面，地方高校需要做更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