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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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博士生扩招后吸引了不少原本无意深造的报考者，其中文艺、体育界明星的参与最引人注目。今年5月，有关两位影视明星进入上海某艺术院校博士生复试名单的消息传出后，媒体竞相报道，网友的议论也异常犀利。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娱乐圈“内卷”的一种表现，并且对艺术类专业型博士生（以下简称“艺术类专博”）的学位设置和招生程序的合理性，以及明星参与竞争可能影响到博士生招生过程的公平问题表示担忧。

公平是现代社会以及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平的取得并不那么容易。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影响下，公平原则受到破坏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人们渴望公平的原因。

具体到明星考博之事，它之所以让人们产生对于“公平”的担忧，是因为在大家看来，明星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很高的社会声望，其背后的社会资源也非普通博士考生所能想象和比拟。将资源悬殊的人置于同一赛场，在比赛开始前，胜负貌似已经明朗。这就可能让考试竞争失去意义。

实际上，两位影视明星报考的不是艺术类学术型博士，而是专业型博士。这类博士学位的设立始于2022年，设立之后，已有影视和播音主持界的明星被成功录取。与学术型博士学位不同，“艺术类专博”注重实践成果，有关院校似乎也是想在艺术实践的培养方面有所突破，但这样的尝试并不一定合理。

博士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学位，主要讲求系统化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侧重理论层面的研究。现有的学术型博士无一例外，均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培养的。而“艺术类专博”的培养目标则强调实践性和实践成果。上海某艺术院校的相关招生简章中，就有参演影视作品、获奖情况等实践成果的报考条件。

“艺术类专博”招生可以由“实践成果”替代学术性的论文，具体培养过程也以“实践成果”来衡量，就不免会出现问题。国内现行的“艺术类专博”培养并无统一的标准，但大致来看，培养环节主要包括艺术实践和理论学习。“艺术实践”本是影视明星的强项，读博期间如果也是“拍戏”“导戏”，与他们之前的工作并无多大区别。而“理论学习”实际只是学习几门专业课程。专业理论课本来要求阅读大量参考文献，但因为“拍戏”“导戏”等实践活动与阅读本身形成时间上的冲突，实际的阅读量必然大打折扣。

“艺术类专博”毕业一般只要求“实践成果”，而“实践成果”能体现多少理论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易评判。对明星来说，他们入学之前已有影视作品无数，甚至获得过影视界的最高奖和国外大奖，现在要拍出什么样的片子、获得多大的奖才算“学有所成”？

应该看到，实践与理论的不同不仅是学科专业的差异所致，也涉及社会分工的差异。理论与实践兼顾者当然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大多数人都只有一技之长。理论性强的人不一定演好戏，而艺术感觉出众者很可能是天生的演员胚子，这也是影视界常见的现象。

加强理论修养自然有助于提高演员的演技，但不必拔高到“博士”这个层次。如果大学硬要授予明星学位，也可以“名誉博士学位”替代，艺术类专业型硕士或管理类的MBA（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鼓励明星读博，不仅让网友误解为挤占博士生招生名额，给博士学位“注水”，也在助长“卷”文凭的不良风气。

“艺术类专博”录取所采取的“申请-考核”制能否保证公平也是一个问题。明星背后有经营性的个人工作室、经纪公司，公关、包装和推广等一应俱全，还有如今流行的“饭圈文化”下的众多“粉丝”。这些资源不仅能制造巨大的有利于明星的声浪，对于报考所需的各种条件也可以做到“要什么有什么”。可以想见，这一切会给招生老师造成无形的压力，而他们能否在盛名、人情与学术之间作出公正判断也令公众担忧。

不排除明星像他们的公关团队所描述的那样，具有突破自我、积极进取的精神。然而，至少从此次有关某位明星的宣传来看，其备考期间每天仅用4个小时复习，确实让人大跌眼镜。这么短的学习时间，不仅远不及为高考拼搏的高中生，而且连大学教师日常科研时间的一半都不到。

明星若真有心“走出舒适圈”，完全可以通过阅读、自学等方式，不必争一纸文凭。毕竟在当下社会，人们最反感无条件的“跨界”和不讲理的“通吃”，而适时谦让、克制和自我约束应该是时代的一种美德。

以近3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来推测，博士生招生一旦走向“大众化”，其代价必然是平均水平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凭贬值。如何应对这一趋势，需有关部门审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