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68万留学，“精英梦”崩塌后她选择“脱去长衫”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冯丽妃

今年2月底的一个下午，人潮涌动的北京西单一家商场咖啡厅内，记者如约见到了小琛（化名）。初次见面，留着齐肩短发的她，面容舒展，眉眼间透着笑意——似乎已经从最低谷走出来了。

小琛是一个典型的90后海归女性，曾怀揣梦想远赴重洋，在美国完成从高中到研究生的学业，但因遭遇行业“寒潮”，陷入职业低谷。曾经的“精英教育”光环逐渐褪去，她经历了重重自我怀疑与外界质疑。

三年前，小琛因发表了一篇“藤校毕业高开低走，花了父母268万留学，30岁一事无成”的帖子，被推上舆论风口，成为一些媒体报道中“失败海归”的典型。如今，“精英梦”醒后，她选择“脱去长衫”。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成长轨迹，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一代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中关于人生选择、价值定位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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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孤岛，16岁的生存实验

2010年秋，飞机降落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机场，16岁的小琛第一次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按下了一场独立生活实验的开始键。

这一年，中国出国留学潮中，稚嫩的面孔日益增多。此前，前往美国读高中的低龄留学生不过数十人。到2010年，数字激增至6725人。小琛就是其中一员。

小琛的母亲是一名英语私教。父亲赶上了20年前地产的蓬勃发展，收入可观。小琛初中毕业后，父母看到身边有朋友陆续将孩子送出国，觉得经济上尚可负担得起，便跟着潮流将女儿送出了国。“那时觉得至少不用参加高考了。”小琛回忆道。

然而，异国他乡，现实很快露出獠牙。

为节省开支，小琛寄宿在一个条件并不宽裕的墨西哥裔老夫妇家庭。老夫妇节俭到近乎“抠门儿”——食物质量不高，甚至小琛有时觉得吃不饱。“生存压缩感”的另一个体现，是她的活动范围非常受限——洛杉矶县公共交通极不发达，老夫妇很少带她出门，她的世界被困在陌生的学校和狭小的寄宿房间里，经常被孤独吞噬。

“用‘悲惨命运’这个词来形容，或许有点浓烈，但当时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小琛摊开手，仿佛仍有些无力地回忆道。

小琛就读于一所女子天主教会学校，全年级仅三名中国学生。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偶尔的种族歧视，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一次英语测试，老师允许她查字典理解题目，却被同学质疑为作弊。尽管恶意攻击并非天天发生，但融入当地社交圈始终困难重重。“和外国同学顶多是表面寒暄，无法深交。”她回忆道。

出国前，那个自信、开朗的姑娘，逐渐变得压抑。那时的她，思家心切时打电话给父母，隔着太平洋哭诉。父母探望后的离别最煎熬，“他们一走，我就坐在床上哭，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

面对孤独与撕裂感，小琛选择了坚持。她把不认识的单词提前查好，课堂上先录音，不懂的地方回家反复听。每天放学后，她就回到房间预习、复习，效率逐渐提升，语言障碍也慢慢克服。

十多年过去了，小琛仍觉得读美高的日子就像泡在苦水里。“很多人说吃苦会锻炼人格，但我觉得那段经历是没苦硬吃。”每每有人向她咨询留学建议，她总建议后来者，“不要太早出去，等心智成熟了，有应对突发情况和孤独感的能力再考虑出去。”

一路走来，她也看到过有同样经历的低龄留学生。有的出国后就被“散养”了，没人管，不再专心学业，挂科是家常便饭；或者就抑郁了，回国了。

据美国移民局统计，2019年，疫情前，中国赴美低龄留学生签证人数达到27670人。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万人左右。

美国法律规定，未成年留学生不得独自在校外租房，必须入住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然而，这一旨在保障学生安全的制度，却让许多低龄留学生陷入另一种困境。在社交媒体上，“寄宿家庭噩梦”是低龄留学群体的高频话题：每月收取1500～2000美元的高昂寄宿费，餐桌上却长期是冷冻食品或隔夜菜；不顾学生隐私，随意进入房间；要求承担洗碗、拖地、打扫房间等超出合理范围的家务；更有甚者，将正点放学的学生遗弃在学校，直至夜深才接回。

尽管不乏家长选择陪读，但小琛觉得：“这对家庭来说岂非牺牲太大？陪伴的父母在当地也很难有社交及工作。”

小琛的生活在2012年迎来转机——她考了驾照，花2000美元买了辆二手车。她记得，第一次加油就错加柴油，车子熄火，便利店小哥收了她80美元的“学费”。但车轮终于带她冲出孤岛。

“说实话，现在翻回头看，（当时）有一点跟风的感觉，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越过山丘后的小琛说。

藤校“突围”，精英梦后暗藏代价

2014年，加州阳光明媚的一座校园里，小琛迎来了人生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光。大学校园里中国面孔多了起来，她的语言障碍早已克服，也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大二起，她担任学校的留学生辅导员，帮助新生选课、适应校园生活。

凭借出色表现，她申请到了每年15000美元的奖学金，虽然无法覆盖学费，但足以支付生活开销。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身边的同学一学期修4门课，她修6门；寒暑假也不休息，参加课程补习。就这样，原本四年的本科，她三年便完成了。

不仅如此，她在第三年就考完了托福和GRE，准备作品集，成功申请到东海岸一家藤校——从城市规划转到建筑设计专业。

“本科少读一年，我直接省了4万美元。金牛座嘛，算得精！”她笑着说。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超级忙碌，也很充实。为了做申请材料，她经常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继续上课。身边朋友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压榨自己？”她沉下心来自问，觉得和高中经历有关——缺乏安全感，想尽可能掌握人生的主导权。

收到藤校橄榄枝，小琛受邀给学弟学妹分享经验，意气风发。她上进、自律，是父母朋友圈里“别人家的孩子”。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也曾幻想过“以后一定是精英，各家公司抢着要，年年升职涨薪”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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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小琛，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生活，对即将踏入的建筑设计专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梦想。她没有预料到，个人的理想在行业起伏的大势面前会渺如尘埃，不堪一击。

在父亲指导下，她当时已阅读了许多关于建筑设计的书籍，心中种下“建筑即艺术”的信念：“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作品，该是多么浪漫的事啊。”

然而，随着深入学习，她意识到这个心向往之的行业并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或许缺乏成为顶尖建筑师的那种天赋——能够凭空创造出特立独行、令人眼前一亮作品的能力。但年轻的她并未气馁，她力求将图纸画得更精细、渲染做得更出色、模型制作得更精致……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她依然拿到不错的成绩。

毕业后何去何从？小琛觉得，留在美国多赚几年钱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她更渴望曾经孤独的留学经历所遗失的烟火气：城市的热闹、丰富的美食、家人朋友喜笑颜开的相聚……没有太多的犹豫，她遵从内心，回国开启了新篇章。

行业寒冬，268万元学费覆水难收

2022年盛夏七月，山西太原。“你现在工作怎么样了呀？一个月能拿多少？”亲戚朋友貌似不经意的闲聊，像千斤重锤般砸在小琛心头，让她无言以对。

回国四年，她发现曾经那个闪闪发光的精英梦，不过是美丽的泡沫——

2018年，带着对未来的期许，小琛回到北京，加入一家知名港资建筑设计公司，月薪税前12000元。虽然起薪不高，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充满信心。

2019年，小琛成家；2020年，孩子出生。她做出了自己成长过程中“唯一一次任性”的决定——辞职。“这个锅不能甩给孩子。选择辞职，是因为觉得太累了。”她苦笑说。当时的主管是高压风格，言语颇具攻击性，让她无法忍受。她相信以自己的能力，随时都能找到类似的工作。

但如今回想起来，她坦言：“如果能重来，我可能不会主动辞职。”

2020年底，孩子才四个月大，小琛便重返职场。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彼时正值疫情肆虐，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电视剧般的现实冲击：几乎每场面试，HR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孩子多大了？谁带？怎么安排？加之第一份工作的履历也只有短短16个月，最终她只拿到两家公司的offer。

她选择了其中一家外企，并在两年内参与策划了多个地标性建筑项目，例如会展中心、酒店，每一个项目的落地都让她体会到职业人的成就感。

然而，这种成就感远远不足以抵消内心的失落感：薪资从未涨过；没有所谓的“创造”，自己不过是一个螺丝钉；作为乙方，做出的系列方案，甲方可以一句话毙掉；且项目数量眼见减少，公司只有少数项目有合同和付款，其余大多只是投标或根本没有合同；甲方付款节奏越来越慢，尾款迟迟不到账，甚至有的项目做完设计图和视频后，对方突然宣布取消招标，连最基本的费用都不予补偿。

身在其中，她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行业正在急速滑坡。

于是，2022年回老家探亲时，亲戚朋友那句看似随意的闲谈，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花了父母两百多万元……如果从收益回报的角度来看，等于我把他们的钱全部亏完了。”小琛苦涩地说。

那种无法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无力感，深深刺痛着她。其实，早在求学阶段，建筑行业的下降趋势已初现端倪，只是当时的她并未料到下滑如此之快。自我的期望、父母的期待、周围人的评价，交织成一张沉重的网，将她紧紧裹住。那个难眠的夜晚，一向理性冷静的她彻底崩溃。无处纾解的情绪通过小红书上的一篇帖子找到了“倾泻口”：“藤校毕业高开低走，30岁一事无成……”

她没有料到，一时情感宣泄，短短数百字的帖子，经过一夜发酵，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次日一早，围观者已达数万，互动者千余人。有人慨叹，仿佛读的是自己的故事；有人鼓励，人生总会有起伏；也有人指其“每一个决策都非常失败——不该回国、不该辞职、不该花那么多钱学走下坡路的专业”。

她的经历，被多家媒体作为“典型失败海归案例”，大量转发、报道。

小琛的心里，苦涩难言。陷入失落情绪的她，也觉得自己就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

2023年初，她从那家建筑设计公司跳槽到一家商业地产公司，从乙方到甲方角色对换，工资提升了，手里的项目也开始落地了，但依然不能缓解她的焦虑。“整个行业依旧下行，这就如同跳到了‘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最后一块甲板上’。”她说，“依然逃不过下沉的命运。”

一年多后，这家公司果然开始转型，重资产投资越来越少，只提供轻资产服务，甚至从甲方变成乙方，重心落在为其他公司服务上。公司最初承诺的奖金也一直未兑现，2024年9月，当公司传出降薪消息时，在建筑业工作了六年的她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行业。

如果不做建筑设计，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她思考、调研了半年。留学辅导、互联网产品经理、智能汽车场景设计……这些她都考虑和咨询过，甚至想过“大不了摆地摊”，但始终难以决断。

“人生最美好的9年已经给了原来理想中的行业，还有多少个9年可以随心而动？”她害怕沉没成本太高，害怕找不到出路，犹豫了整整半年，越临近做决定的时候，她就越忐忑、越恐惧，有时会彻夜失眠。

坐底人生，“脱下长衫”再出发

2025年2月，文章开头北京西单那家商场的咖啡店。小琛眉眼间透着笑意地表示：入职新的行业已经五个月。

“所以，最后选了哪个领域？”

“你猜猜！”

“留学辅导？AI设计？总不会真的摆地摊了吧！”记者说。

“保险销售。”她出乎意料地回答。

“这个行业确实没料到。遇到抵触了吧，怎么和自己、和家人破冰的？”追问之下，小琛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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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觅新的职业方向时，身边人建议她“试试保险销售”。一开始，小琛的内心是抗拒的，她自己对这个行业也存在“骚扰电话”“强行推销”的刻板印象。“一个藤校毕业生去卖保险，别人会怎么想？”她说，“这不是我想成为的样子。”

但每个行业都有壁垒，其他行业转型举步维艰。在缺乏更好的出路下，她开始认真分析这份工作：这个工种尽管名声不好听，但它有点儿像创业，自己积累客户，不存在被裁员问题；数据调研分析后，她觉得这个行业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正在加入。

但保险销售这行是奖励制，没有底薪，成交一单才能有佣金和奖金。她查了家里存款，就算前两三年启动慢，收入少，也不至于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于是就做出了决定。

小琛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生出念头，跟丈夫说要去做保险时对方的戏剧性反应。丈夫先是说“你的选择我都尊重”，然后就去了另一间屋子。过了两三分钟后，丈夫又突然跑过来，非常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你要去干这个。你周围有人这样吗？你怎么想的？你能接受吗？”

电话打给父母，母亲也是反对的：“干那干啥？为啥要干那？”

只有父亲表示：“做得好需求会很大。”

家人最终还是被她说服了。但事实上，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不容易。

入行前三个月，她不敢主动开口谈保险业务，担心朋友觉得她在推销，产生成见，就此疏远。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有些原本关系不错的朋友，在得知她转行后果然不再联系；也有的先是主动找她了解保险，聊过后再也不回消息。

一次，参加校友聚会时，大家轮流介绍自己的职业：投行、政府机关、互联网大厂……轮到小琛时，她轻声说：“我在做保险。”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接着便转向别的话题。

“那时候我心理也不强大，也不自信。”她坦白道，“这种反应让我会很难受。”

但她没有放弃。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态悄然发生改变。“既然这是个好的东西，我自己都买了，我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我连名校的光环、专业的枷锁，一次性全部都抛掉了，为什么要害怕别人的成见？”她一次次地问自己。

不破不立，丢掉“精英”的包袱，她逐渐接受自己，在心里建立“防火墙”，不让别人的拒绝或态度轻易地影响自己的情绪。

“如果现在再写一篇小红书帖子——我是藤校毕业的，现在做保险，可能有人会骂我‘自甘堕落’，也会有人说这是我的再一次选择错误。”她说，“但我现在真的不在乎了。”

转行第五个月，她算了一下：月收入已经超过了上一份工资。

“以前的行业，外表光鲜，里子不一定。”她说，“现在虽然外界评价参差不齐，但我过得更真实、更自在。”

身边有朋友离开，也有人支持她的选择。“真正的朋友，从未远离。”她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清华、同济的毕业生都有。当自己变得足够自洽、自信的时候，就不会过度在意外界的眼光。”

4月底，小琛再次发来喜报：第一季度，她在一支295人的团队中业绩排名第六。公司承诺的奖励也兑现了——下个季度，她将前往南非旅行。

小琛回国的2018年，我国海归学生总人数为51.94万人，相当于留学生总人数的78.45%。2024年，归国留学生人数更是增长到129万人，比那时翻了一番还多。他们中，有人春风得意；也有人怅然失意。失意者中，不乏有人吐槽社会对留学生存在的顾虑，诸如学历的含金量、职场的忠诚度、管理上的服从性、职业的流动性，等等。

在小琛看来，这就像电影《哪吒》中的那句话：“你很难改变别人的偏见”，但可以左右自己的生活。

再回顾“脱下长衫”的过程，她直言：“跨出那一步，就会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相关参考资料：

https://lx.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9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