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海北站科研人员在野外测定绵羊呼吸对高原草甸碳排放的影响。西北高原所供图

■本报记者 叶满山 倪思洁

从位于西宁的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出发，穿过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冷龙岭的雪线在车窗外逐渐清晰。

这是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海北站）站长张振华常常要走的一条路。

再往前走，就到了风峡口。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四季，只有冷暖两季，年均气温-1.7℃，极端最低气温可达-37.1℃。在平均海拔4000米处，一抹红色在灰黄的山地中跃入眼帘。那便是海北站。

海北站矗立着一座铜铸牦牛雕塑，其基座上镌刻着数十个字——“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就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牦牛精神”。

1976年，为深入研究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西北高原所选择在此建立研究高原生态学的野外台站。从那时起，一代代科研人员就像高原上的牦牛一般扎根于此，用脚步丈量草甸，用数据记录生态变迁。

“牦牛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现在，我们也像它们一样，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振华说。

“青藏高原缺氧，但我们不缺精神”

作为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和中国气候变化的“启动区”。要想揭示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唯有开展长期、稳定的定位观测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生态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纷纷开展综合性研究。此时，西北高原所的科研人员意识到，他们已落后于国外同行。生态学家、时任西北高原所所长夏武平冷静分析局势后判断，西北高原所具备多学科综合人才优势，有开展生态系统综合性研究的潜力。

1975年，为深入揭示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等关键问题，西北高原所决定借助地理优势，建设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建站，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选址。考察小组几乎踏遍青海，圈定了大致范围，结合多方面因素，寻找既具备高山草甸生态系统，又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站址。

1976年4月，站址定于祁连山东段北支冷龙岭南麓、大通河河谷西北部。这里具备典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及自然条件，且交通便利，既能保障长期、持续的野外定位观测，也有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站址建设之初，科研人员无处吃住，便将一排弃用的马厩改造成临时住所；无供电、供水和通信设施，他们就以河水为资源，反复消毒沉淀后作为饮用水，并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

曾任海北站副站长的周兴民回忆说：“刚到海北站时，条件极为艰苦。大家砌灶生火，搭起帐篷。建站当年，工作重点是完善生活设施和开展生物群落调查实验。”

在全站人员参与下，一排新住房建成，连接省道的路被打通，气候、土壤、植物生态等多学科生态研究室陆续建立。

“我们有句口号，‘青藏高原缺氧，但我们不缺精神’。”周兴民说。

我国最早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就此建立。来自植物学、土壤学、微生物学、动物学、昆虫学、畜牧学等20多个不同专业的科技工作者陆续会聚于此，开展不同学科的综合定位研究。

为高原地区的科研争气

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推动全球多地建立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以解决生态问题。海北站建成后，夏武平想，如果能够加入该计划，或许能为海北站带来更多的国际资金与科研设备，助力我国高原生物学研究发展。

1979年，夏武平前往位于北京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办公室，探讨海北站加入事宜。然而，他却遭到了拒绝。

“等你们站的工作成绩显著后再参加吧。”对方说。

面对挑战，夏武平意识到，唯有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才能缩小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从那时起，海北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科研配置，补齐了高寒草甸生产实践和生态系统模型短板，通过明确目标、完善设施、组建团队、加强交流、建立数据管理机制等举措建设台站，组织多学科协同攻关。

1982年，基于海北站开展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及次级生产力的研究”成为中国科学院重点科研课题。该研究初步建立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初级及次级生产力的模拟模型。

1987年，为论证海北站是否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中国科学院原生物科学与技术局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论证会”。审定组专家听取报告并实地考察后认为，海北站研究青藏高原主要植被类型，研究方向明确、任务清晰，科学积累深厚，科研队伍结构合理，一致同意其向国内外开放。

获批开放后，海北站不仅与国内外合作开展基础研究，还结合当地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优化放牧、建立人工草地等5个方面开展系统研究，改良天然草地，建立人工草地，为当地提供了恢复草地、改善环境、解决冬春缺草问题的重要举措。

1989年，海北站成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首批对国内外开放的5个野外台站之一，并在1992年成为CERN重点站。2006年，它又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数十年的钻研积累，使海北站赢得国际同行的认可。此后尽管没有再申请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但海北站在1999年成为我国首个加入国际冻原组织的野外台站。2000年，海北站又成为北欧科学网的研究站，进一步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与数据共享。

对于2007年进入海北站学习和工作的年轻人张振华来说，海北站的“逆袭”历程，是老前辈们留下的一段传奇。

“不能让前辈们打下的江山毁在我的手里”

2007年深秋，张振华作为学生第一次来到海北站。她感觉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

与她同批来学习的同学叫苦不迭，张振华的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导师分给她一片15亩的荒地，交给她一个任务——“种出草，控制碳排放”。

“当时，国际碳排放交易刚开始没几年，我们只有一台用于碳排放监测的气相色谱仪，但实验不能等。”张振华说。

做实验时，她为了监测草地二氧化碳交换数据，每天凌晨3点起床，每周四天“泡”在野外，有时晚上还要和其他同学轮流值守，用汽车电瓶给仪器供电。

没过多久，与她同批进入海北站工作的几位同事去了东南沿海等条件优越之地。但对研究青藏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很感兴趣的张振华觉得，只有留在海北站，才能收集到一手数据，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因此，她拒绝了其他高校的邀约，选择留下。

时间来到2020年，张振华已经从懵懂的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研究员。然而，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海北站，却陷入了发展困境：资金短缺，设备更新与技术提升受限，难以满足科研需求；技术瓶颈凸显，部分设备陈旧、精度低、更新慢，新兴技术引入困难；人才流失严重，高海拔地区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职业发展空间有限，难留人。

2021年底的一天，西北高原所副所长杨其恩邀请张振华竞聘海北站站长一职：“如果海北站这么落寞下去，你会不会后悔今天没有为它做点什么？”

这句话让张振华心头一震。她深知，做站长，不仅意味着她的科研时间会受到挤压，也意味着她必须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此时的张振华回想起前辈们的经历，他们始终将国家的科研事业放在首位，默默付出。与前辈们相比，现在的条件已经好了很多，她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挑战。

2022年1月，张振华竞聘成功，正式接手海北站。她积极争取资源，推动基础设施更新，改善科研条件。她还努力打造有吸引力的研究平台，吸引人才。

张振华自嘲为“海北站的老妈子”。无论是管理还是科研，她始终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在管理海北站之余，她常深入实验现场，带领团队攻克难题，与科研人员探讨问题、分析数据。

虽然自己的科研工作有所放缓，但让她欣慰的是，海北站有了“新生”的迹象。两年间，海北站新建了现代化实验室，科研条件极大改善；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任务，科研实力提升，在国家生态研究领域重要性凸显；成功加入生态环境部生态质量观测网络，扩大了在生态监测和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和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有人问张振华是否后悔，她说：“海北站走出了困境，我的选择就值得。”

有人夸她“干得漂亮”，她说：“不能让前辈们打下的江山毁在我的手里。”

“牦牛精神”的守望者

如今，海北站的条件今非昔比。

这里积累了各类指标40多年的观测数据，建立了完备的样品库，收集保存了青藏高原的主要类型草地土壤样品2.2万余份、植物样品3.4万余份，成为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作用、高原极端生境下生物的适应性与抗逆性、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及珍稀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重要科学前沿问题的基地。

每年，张振华都坚持为新生们上“开学第一课”，告诉他们“严谨与坚持是科研人员的重要品质”。

有一次，她的学生论文投稿，被3家期刊拒绝，学生哭着跟张振华说“坚持不下去了”。安抚了学生的情绪后，张振华给他讲起了海北站的往事——那些她从她的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海北站的老前辈们被国际组织拒绝，他们都没放弃。如果我们处于当年的窘境，怎么办？”张振华跟学生说。

张振华还常跟学生们说这样一句话：“科研就像种草，你今天播下种子，可能要等10年才能看到成果，但只要信念在，就一定会有收获。”在她的鼓励下，很多学生都开始理解，原来科研的苦不在于环境的恶劣，而在于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

“牦牛精神不是吃苦，而是面对困难时的信念。”张振华说，“只要这种信念在，海北站就不会倒，中国的青藏高原草甸生态系统研究就不会停止。”

前不久，张振华在海北站里遇到一位退休的老先生。老先生握着她的手说：“张站长啊，我听说海北站现在发展得很好，真替你们高兴。当年我们建站时，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你们现在条件好了，可不能忘了初心啊！”

那一刻，张振华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海北站的站长，更是“牦牛精神”的守望者。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建站50周年时，我要把一个更好的海北站交给下一任站长，把海北站的一张蓝图绘到底。”张振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