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王兆昱 田瑞颖
英国物理学会主席基思·伯内特曾在谢菲尔德大学做了11年的校长。在任期间，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了解学者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并为他们发声和争取资源。
“让学者感受到领导者对他们的尊重和钦佩非常重要。”伯内特说。
近日，这位72岁的物理学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分享了曾经的治校感悟，还讲述了自己从“小矿村”平民，逆袭考入牛津大学的故事。他反对大学只为“精英”服务，倡导大学服务大众，“否则大学将会逐渐脱离社会”。
基思·伯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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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可不是训练学生“不出错”
《中国科学报》：一些考入牛津大学的学生有着看似完美的教育经历以及丰富的资源。你的童年和成长环境是否如此？
基思·伯内特：
我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的矿区，父亲在一家小公司做工业陶瓷。我成长的环境中没有科学家，更不知道科研是什么。
上世纪60年代，人类实现了首次登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火箭产生了兴趣，还尝试做火箭发动机。这很难，需要用到喷嘴和燃料的化学原理。我一边翻书一边琢磨，最后做出一个特别失败的模型。
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想法”“原理”和“技术”之间的联系——要想造出一样东西，就需要自己搞懂背后的原理。
《中国科学报》：你在牛津大学度过了本科到博士的8年时光。你是如何适应大学快节奏的？
基思·伯内特：
牛津大学的节奏很快，与高中的学习强度完全不同。刚读本科时，我费了很大劲才适应。
那时（上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流行一种很“push”的教学方式：给本科生一个从没学过的主题，要求在两周内自学并写一篇论文，而且没有任何框架或指导。之后，学生要带着论文去老师办公室，接受“拷问”。
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很有压力。但它很锻炼人，所以我在本科阶段就学会了独立，不依赖他人指导。这为日后做科研也打下了基础。
博士阶段，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做实验让我乐在其中。我成为了一个动手能力强、务实的人。最后一年，我最大的困惑是“这个课题足够重要吗”“它真正值得发表吗”这类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你如何看待失败？
基思·伯内特：
我有时候也会失败，但这不就是学习的一部分吗？
教育可不是训练学生“不出错”。做科研时，你会发现，失败才是常态。只做自己能掌控的事，对人生并没有太大帮助。
我上学时，导师会因为我说错话而哈哈大笑，现在学生说错了，导师不会这样，可能只是说些否定的话。但以前的氛围不是更开放、更具有探索性吗？就像你和同事之间交流，有对有错，彼此互动。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被推着走，系统性地完成一切。他们认为教育是按部就班的，对自己的期待也是刻板的。
做校长，要用“人心换人心”
《中国科学报》：你在54岁时成为谢菲尔德大学校长，此前曾是牛津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你觉得校长的职务跟其他职务相比有什么区别？
基思·伯内特：
我很喜欢校长的工作，因为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非常多元化。无论英语、文学、语言，还是计算机等，我都有强烈的学习热情。
我认为，让学者感受到领导者对他们的尊重和钦佩非常重要。校长必须为学者发声，告诉外界这些研究的重要性。这并不难，而且我也擅长发掘这些。
担任校长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我是在做代表全校学者的工作。当学者们面临经费紧张、招不到合适学生等困境时，我能帮助他们。同样，大家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认同，我还结识了各个领域的优秀学者，至今仍有往来。
当然，这意味着我无法像过去那样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只是偶尔带一两个学生。但我必须真正承担起管理大学的重任。
《中国科学报》：担任校长期间，你是如何平衡学校资源、保障学术自由的？
基思·伯内特：虚伪的人，会装作自己能够保护学术界免受各种杂事的影响。但是真正的“学术自由”根本不存在，只是个理想中的概念。只有在金钱和权力独立的情况下，学术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学术总是存在于有钱、有权的地方。不过，你可以向学术自由的理想靠近。
作为校长，你有责任花大量时间去了解学者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些，并且向外界去争取资源。
我无法向每位学者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或绝对的自由，但我会努力去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他们从不会在资源上抱怨管理者，反而非常尊重真正愿意了解他们研究并能做出正确决定的管理者。学者们不喜欢那些假装关心大家的管理者。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什么样的大学校长，会得到学者们的支持和认同？
基思·伯内特：
如果你对学术没有真正的敬畏之心，恐怕很难胜任校长。当今世界可以用收入、金钱、价格来衡量大多事物，一切都被明码标价，但你有多看重学者们的工作，以及他们拼命研究的东西呢？
如果学者们觉得你把大家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就会跟你走。如果觉得你是在操纵大家，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不会得到民心。
最重要的是，学者们是否相信，你是在为他们的最大利益而工作，并尊重大家。当你做到这一点时，就会得到真正的支持。在大学处于困难局面时，教职员工也愿意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
这是一种人心换人心。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当下大学对教师们的评估方式？
基思·伯内特：
过量的评估，是对教师教学的干扰。
学生们花钱接受教育，他们有权评估教师。但当政府想要建立一个系统来确保学生获得特定的结果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好的一面是，可以检查课程是否合理，保证质量。但这种做法很容易做过头，反而限制了教师们的创造性。
只有给教师足够的自由决定权，他们才能乐于教学。
基思·伯内特
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不适用了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基思·伯内特：
大学最本质的使命是服务公众，造福社会。
我特别关注那些50%没有上大学的年轻人——他们是谁？大学是否应该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谢菲尔德大学，我们创办了一个“学徒中心”，每年培训250名本地年轻人，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培训。这样一来，大学除了培养本科生和博士生，也能系统性地培训技术人员和应用型人才。
所以，当你去问一个谢菲尔德本地人：“你觉得大学对社会有贡献吗？”他们会说：“我家孩子在那儿找到好工作了！”这才是真正的认同。
在美国，人们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的信任正在下降。人们逐渐认为大学只是在为自己谋利，而不是服务公众。
我们需要强化的理念是：大学不应成为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应是和产业合作、与年轻人成长息息相关的空间。没有上大学的人，不代表学习能力差，只是起点不同，只要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教学，他们一样可以掌握技术知识。
《中国科学报》：当下，人们可以通过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获得知识和信息。你认为，未来还需要大学吗？
基思·伯内特：
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取代大学的一部分功能。美国大学里的助教，就可以把批改作业的工作交给AI来做。
我甚至设想，未来会出现一个“新人种”——人类与AI的融合体，其能力远超单一的人或机器，成为一种全新的生命体。
人机融合的场景，正如菲利普·普尔曼在小说《黑暗物质》里描绘的那样，每个人都有一个永不分离的“守护灵”。未来AI也会如此——它随时“站在你的肩膀上”，你甚至可以通过脑机接口，用意念和它交流。
到那时，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还适用吗？大概不会。我们可能会进入“元技能”（meta-skills）学习时代。
想象一下，“人机融合”后的我们学习理论物理——AI已经帮你掌握了所有公式，你接下来要思考：如何在不同场景中应用这些公式？怎样创造新的知识？
我们的学习方式、表达路径、知识体系，都会被彻底重塑。
最近我在学习数论知识，经常使用AI作为学习助手。它的答案有时候并不准确，我就自己去验证、推导，像是在和它“过招”。
只有不断保持学习的势头，和AI共同进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科学报》：自2023年10月起，你担任英国物理学会（IOP）主席。任内推行了哪些举措？
基思·伯内特：
第一，围绕前沿技能设计课程体系，如量子技术、绿色科技和人工智能，和高校物理系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推动落地。
第二，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帮助高校了解行业的真正需求。
第三，为本科生、博士生等建立物理社群，提供学术资源和发展机遇。
物理领域的女性比例一直偏低，我们也在想办法改善。
我们还希望让物理变得更亲民、更容易接近。很多人觉得物理“太难了”，我们想改变这种刻板印象，让更多人愿意接触物理、爱上物理。
人物简介 基思·伯内特，现任英国物理学会（IOP）主席。于牛津大学获得物理学本科和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教授、牛津大学物理系主任、牛津大学理学部主任，谢菲尔德大学校长。曾在英国政府所属多个委员会任职，200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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