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生

每年四月，许多考研一志愿落败的考生都会踏上茫茫的调剂之路。许多“双非”院校（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此时也忙乱起来，因为多年招生经验表明，学校大部分学术型硕士招不满人，其中不乏一志愿零上线的尴尬现象。许多“双非”院校也乐见学生调剂，因为调剂的“池子”够大，更有可能挑到好苗子。

按照惯例，当某个专业出现空额时，往往不缺调剂生源。然而据笔者了解，今年不少“双非”院校出现调剂缺额的情况，个别专业甚至出现“零调剂”现象。按此趋势，“双非”院校以后极可能面临学术型硕士招不到或招不满的情况。

形势变化导致调剂遇冷

为何今年“双非”院校学术型硕士调剂市场会遇冷？一个直观原因是考研报名人数大幅减少。据统计，2025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88万，较2024年减少50万，降幅达11.42%；与2023年的峰值474万相比，两年累计减少86万，创近10年来最大降幅。报名总人数的大幅缩水，自然会影响考研调剂“池子”的人数。

当然，最根本原因恐怕是对读硕就业前景失去信心。近几年，研究生扩招导致学历“含金量”下降，部分专业毕业生面临“高学历低就业”困境。另外，一些考生会做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认为读研“不划算”。

在此背景下，没有光环加持的“双非”院校的学术型硕士遭遇的挑战则更大。以教育学为例，其分为专硕和学硕，前者以培养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为目的，后者的培养目标则模糊得多。若干年前，“双非”院校的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已出现了就业难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大部分最终还能顺利就业——为数不多的学生选择深造读博、少数幸运儿考取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大多数学生则靠着教育学硕士学位“擦边”进入中小学任教。

但近两年，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中小学教师变得越来越难。究其原因，一是很多地方教师岗日趋饱和，二是教育专硕的兴起挤压了学硕就业市场。当前，不少师范大学大幅扩招教育专硕，且由于教育专硕更贴近中小学需求（即所谓专业对口），使得学校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专硕，而非学硕。

在此背景下，“双非”院校学术型硕士调剂遇冷也就情有可原了——与其花费3年，再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就业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性回归，而非盲目跟风。

逐渐成为鸡肋的学硕

在我国，学术型硕士制度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主要效仿苏联的教育体系，以培养科研和教学人才为目标，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学位教育模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前十年，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在短时间内改善了高校师资紧张和科研力量不足的窘况。

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博士生的扩招，目前高校普遍将教师的入职门槛调整为博士，除少数艺体类专业外，极少有本科高校招聘硕士学历的教师。换言之，学术型硕士早已失去了作为高校师资力量来源的价值。

在此背景下，2010年，教育部对研究生结构做出改革，减少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扩大专业型硕士规模。这种改革既顺应了国内高校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趋势，也是与国际研究生培养接轨的体现。

欧美高等教育体系通常不明确区分“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例如，美国的硕士学位分为授课型硕士和研究型硕士。前者以课程学习为主，注重实践技能，学制通常1~2年；后者以独立研究和论文为核心，主要为攻读博士或从事科研做准备，更接近中国的学术型硕士。当然，更常见的情况是学生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即所谓“硕博连读”），如果学生没有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将会获得一个安慰性质的硕士学历。

但问题在于，我国目前仍将学术型硕士定位为一种具有独立就业导向的学位，而非博士预备阶段。以2023年为例，我国共招收博士生约13.5万人。其中，硕博连读占比约35%（部分“双一流”高校可达50%），年招生量约4.7万人；本科直博占比约12.5%，年招生量约为1.7万人；普通招考（硕士毕业后考博）占比约52.5%，年招生量约为7万人。同时，当年学硕招生数量约为27.4万人。可见，硕博连读和本科直博已成为重要路径，尤其头部高校更倾向于贯通式培养。未来，学硕尤其是“双非”院校的学硕，如果想读博，需更依赖普通招考或跨校申请，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剧。

在深造渺茫、就业困难的双重夹击下，学术型硕士作为一个专门层次的学历，其处境日益尴尬，越来越成为人们口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一点在“双非”院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双非”院校学硕的发展之路

在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下，一些老牌“双非”院校每年还是招为数不少的学术型硕士。近两年，一些新获得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本科院校，仍有发展学术型硕士项目的计划。但今年许多“双非”院校出现考研调剂遇冷的情况，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那么，学术型硕士，尤其是“双非”院校的学术型硕士未来该如何发展？

首先，在新形势下，政府应在政策层面重构学术型硕士的定位，明确将学硕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而非具有独立就业导向的学位。在此定位下，学术型硕士可理解为“试错阶段”，为学生提供3年时间探索学术兴趣，避免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盲目性。

其次，一旦将学硕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有关部门便有必要在学术型硕士与博士招生之间维持某种动态平衡。鉴于目前二者招生数量失衡，政府需要通过招生计划调控，逐渐缩减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进一步提高专业型硕士占比。对于研究型大学，可保留学术型硕士，并将其作为博士预备阶段；对于 “双非”院校，尤其是地方应用型大学或教学型大学，则应大力缩减纯学术型硕士规模。

再次，建立学术型硕士点退出机制。例如，对于连续两年出现招生不足，或就业率持续低于警戒线的现有学术型硕士点，应实行减招或停招；对于导师数量不达标、生均科研经费低或缺乏科研产出的“双非”院校，则应予以“黄牌警告”（限期整改）或令其“红牌退出”（停止招生）。此举一是防止“双非”院校为追求规模而盲目开设学术型硕士点，二是倒逼院校向应用型培养（如联合企业开设产业硕士）或特色学科（如服务地方经济的相关领域）聚焦。

最后，强化学术型硕士“实践-学术”融合。虽然笔者将学术型硕士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但并不表示其作为一个独立学位就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在我国，部分行业（如高职院校教师、地方科研机构助理研究员、智库分析师）仍以学术型硕士为招聘基础；某些岗位需要理论分析能力，学硕的培养目标与之直接匹配。这就要求高校在学术型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例如，高校可以推行“学术+职业”双轨培养，在保持学术训练的同时，增设行业实践模块。对于理工科学硕，可鼓励其与企业合作开发“产品原型设计”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应用的转化；对于人文社科学硕，可以适当发展其资政报告写作能力，提升其政策分析能力。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