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喜事比较多。”陈正难掩兴奋。

就在12月5日，他刚刚通过评审，如愿晋升教授。从2014年加入西交利物浦大学（下称西浦）开始，他一路打怪升级，从讲师到副教授，再从高级副教授到教授，一共用了11年的时间。

在这所部分制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接轨的中外合办大学，并没有设置晋升教授的名额，但每年只有寥寥六七个人晋升教授。去年，他还在望着这个学术“阶梯”发愁。

并非不争头衔

看到有报道将自己刻画为一个“不争头衔、不混圈子，带着学生种田”的“泥巴博士”，他会赶快澄清：“外部解读，非本人表态啊。我有头衔，不高而已，也在积极评教授。”

西浦每年的晋升工作是在9月份开始的。

陈正上次晋升是2022年。在西浦，学术等级有8级，最高等级即教授。陈正之前的“高级副教授”职称，是西浦的独有“发明”，属于第7级。按照规定，他需在高级副教授岗位上至少工作三年，今年恰好满足这一要求。

如果是晋升副教授，只需要递交材料即可，但申请教授就需要经历函审和答辩。陈正还为此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晋升培训工作坊。

5名校外函审人中，至少2人需为外籍专家。答辩环节有6位评审人，包括4位校领导和2个非本院系的院长。

要想晋升为西浦教授，不仅仅看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服务”的指标——即候选者对学校、学科、专业和社会的贡献。如果候选者担任系主任等职务，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对学校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也代表个人的领导力，是极大的“服务”指标加持。

因为没有身负院系管理职责，答辩时陈正心里难免忐忑，相对于教学和科研，服务指标是他的短板。

在展示的幻灯片上，他把这两年媒体对他的出圈报道放了上去。他觉得，某种意义上，这是其学术影响力的展示。这些对他个人的正面报道，也间接提高了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在西浦，社会舆论宣传一直是被看重的，或许这也是他能成功晋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每位评审的关注点不尽相同。有的从学术角度，询问如何保持和提升学术影响力；有的从教学角度，询问怎么进一步让教学成果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有的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询问怎么让研究生们保持科研动力；有的询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未来学校或者所在院系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有的关心校内的工作交叉，比如西浦健康与环境系能否和西浦附属学校有更多的合作……

执行校长席酉民还特意问他的那块地（试验田）是怎么管理的。

在西浦健康与环境系，陈正是该系成立十多年来，唯一一位从讲师一路晋升至教授的教师。在当下的中外合办大学中，这或许是一种并不常见的晋升路径。

成为教授意味着，外界评价变得更加不重要，他可以更加关心科研本身，更加“任性”地做事。

陈正和西浦附小的小学生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3个博士生毕业了

当一片树叶落入湖中，沉积在湖床底部，其中的碳将更多地转变成二氧化碳还是甲烷呢？

这就是陈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即碳中和。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以一块未放置树叶的小块湿地作为对照组，再设置两个处理组——一组将叶子小心地放在泥土上面、另一组则是在叶子上面平铺1厘米厚的泥，然后分别监测其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他们发现，铺了泥的叶子组，二氧化碳排放少一些，甲烷排放虽然很剧烈，但来得快去得也快，“综合来看，铺泥组的温室效应要小一点”。

这篇研究论文最终于10月在《应用地球化学》（Applied Geochemistry）发表了。

不止于此，陈正把这个研究以舒缓的文笔写成了一篇题为《当叶子落下》的小文章，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他写道，“我们研究的真实目的，其实并不在于一片叶子或者一抔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碳的追索，找到可以遏制温室气体的‘七寸’，这样可以用最小的代价，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地球重归安宁。”

这种娓娓道来的笔触，惊艳了不少读者。有读者评论说，这是理科（生）的顶级浪漫。还有读者称陈正是“科研散文家”“学术诗人”。

这位“科研散文家”还带出了“任性”的学生。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的博士生张厦马上就要答辩了，却在水稻试验田旁水渠处拉住陈正，指着水面上五颜六色的膜，称那是铁膜。张厦试图弄明白这种自然形成的铁矿物膜，他有着拦不住的研究冲动。

就这样，张厦在准备答辩的同时，着手拍摄该铁膜的电镜照片。那是一个跟他答辩课题不相干的事情。这个学生曾经一口气做了8个实验，这让陈正“晕头转向，不得不让他暂停”。

土壤里有机质越多，漂浮的铁膜越容易形成，于是他们想把问题落在一直关注的温室气体排放上——这层膜是不是能拦截甲烷？

他们采用了3种办法测漂浮铁膜的甲烷拦截能力，最终证明漂浮铁膜真的可以拦截甲烷，而且效率非常高。

就这样，历时半年有余，相关成果便被《创新·地球科学》（The Innovation Geoscience）接收。

张厦毕业后去了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任职，另外两个博士毕业生去了高校，都从事科研。如今，陈正还带有3个硕士生和4个博士生。

让陈正遗憾的是，一个博士后出站了，却没有把论文发表出来。他的论文研究内容，是想要制作一个“自给自足式生物圈迷你模型”。之前有个类似的研究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但他们发现PNAS论文的结果并不准确，于是重新用模型和更准确的分析手段做了一遍。可惜迷你生物圈的研究过于小众，他们的投稿折腾了一年也没有发表。

这让陈正感到很愧疚。因为文章没有被接收，这位博士后没有拿到学校的奖励，也影响了他找下一份工作。“博士后的时间太短，对产出的要求较高，更适合在原来的方向上深耕，而不是开拓一个新的方向。”陈正觉得这是一个教训。

攒局

今年10月16日，陈正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们想搞一个土壤微界面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有人感兴趣吗？”他要攒个局。

他最初的想法是，召集10至15个土壤微界面领域的研究组。每个导师带一两位学生加入，大家畅聊一下，看看有什么有趣的问题可以做。研讨会免费，培训班为付费参与。作为东道主，他们将提供培训指导及实验耗材。

这源于他对技术革新的热爱。

早在2002年，在用到一种土壤取样器的时候，陈正就“感觉好神奇”。这个名为Rhizon Sampler的器件，可便捷地从土壤中抽取孔隙水。这个器件需要从荷兰进口，一根要100多元。他想着能不能仿制一个，然而并没有成功。

2016年，他的课题组开始开发自己的土壤微界面技术，终于做出了第一代孔隙水界面采样器，相关研究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EST）。随着界面孔隙水采样器最终定型，他们已经能够实现元素氧化还原形态分析。

有了这些经验，他们顺便把Rhizon Sampler也做了出来。陈正说，“当初觉得巧夺天工的东西，现在3分钟、3块钱就能搞定了。”

到2020年，他们还成功实现了土水界面的分层，也就是土壤的快速分层切片技术。再加上后续开发的微界面功能基因分析及RNA提取技术，他们组的土壤微生物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陈正在朋友圈的呼吁很快有了回应。10月31日，他在朋友圈宣告，这个培训班联合了三个重点实验室，已经成行了。

这个活动将在2026年1月举办。日程安排是，讨论会1天、技术培训班3天。培训内容正是他们一直在开发的这些技术，培训专家也以他们课题组和已经毕业的学生为主。

没想到的是，这个活动的召集回应热烈。看到一些申请邮件写得极有诚意，陈正只好把规模一扩再扩，其中多数是陈正此前未接触过的课题组。他说，“本来想着达到30名学生的规模，现在人数可能要翻倍了。”

陈正在今年还攒了一个科普的局。他找了几个不同领域的学术专家，为一本土壤动物领域的科普书组稿。

不过，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大部分人是不知道怎么写科普文章的。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写作习惯。学术论文的写作惯性是，为了客观性，要避免第一人称的出现，但科普文章却不一样。他告诉这些同仁，主观视角是让读者代入的绝好路径，如果能把研究发现的故事讲出来，会让读者读出“人味”。

天马行空的标签

天马行空是很多北大人的标签之一，陈正亦不例外。

AI时代如何做科研？他一直在推进这个议题的探讨。今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深入解析。他提出，在未来的实验室里，研究生们人手配备一个AI科学家智能体，可以随时辅助提出科学假设并设计实验，就像拥有一个24小时不下班的导师。在未来的论文发表平台，分享的不仅仅是实验结果，还有科研的过程。未来的论文评审，AI会根据文章内容，在全球范围自动匹配审稿人。

他还设想，未来的科学传播，一个人就可以自主组织一个期刊，利用AI从论文发布平台上挑选自己青睐的论文，建立个人品牌。这是他最在意的想法。这其实是绕开各家期刊出版公司，打造一本个性化的定制期刊。

如何实现呢？他需要首先建立一个数据库，把最新发表的目标文章收集起来。8月份的时候，陈正忍不住开始摸索了。他花了大半天试着做一个自动搜集文献的智能体工作流，可惜并未成功。第一步就卡壳了。

陈正试图做一个自动搜集文献的智能体工作流。受访者供图

这并不是结局。他的打算是，到处宣扬自己的上述理念，或许能遇到志同道合之人，“说不定哪天就把那个球给踢进去了呢”。他想，万一碰到张一鸣这样的大佬，说不定就能获得认可和支持，做出一个科研版的今日头条。

本质上，他一直想要颠覆既有范式，打造一种全新的科研模式。

2025年是陈正加入农工党的第二年，他还担任了新党员成长营的班长。

就在12月，他刚提交了新的建言，主题是加强苏州企业与当地科技馆、博物馆的合作共赢。

他留意到，不少科技馆与博物馆的部分设施已趋于老旧，却缺乏足够资金进行更新；而在苏州，有不少企业都建设了自己的展览馆以宣传成果，但是基本上都是偶尔开门，也没有专人管理，宣传效果有限。如果双方合作，企业支持科技馆、博物馆更新设施，同时后者也能做一些企业文化宣传，那将是双赢的。

这就是陈正的2025年。至于他种的那块地，正在冬眠。他说，“我把这块地重新翻了翻，施了些肥，然后盖起来了，明年开春了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