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在深圳举行的光明科学城论坛上，世界知名神经生物学家丹扬以《睡之为何，如何安眠》为题，向与会者分享了其在睡眠领域的研究成果。今年6月，她受中国科学院院士颜宁的邀请，全职加入深圳医学科学院（SMART）。

“为什么选择全职回国？”记者好奇发问。丹扬回答说：“有时候你需要跳出舒适区，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

对于新加入SMART的这位新伙伴，颜宁毫不掩饰其欣赏：“超级喜欢她，思维敏捷，和善爽利。”

用“爽利”来形容丹扬，恰如其分。在实验室，她每天都在想怎么用最简单的实验，最快找到某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浪费时间，”她说，自己做事时常常不自觉地给自己“掐表”，还会为找到了节约时间的办法而感到欣喜。

这也就不难理解，她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心想着尽快把团队建设好，把科研工作铺展开来”。

丹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取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丹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她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支持下，全身心投入到对睡眠神经机制和调控等相关研究中，成为这个领域的引领者。以至于她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有网友说：“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在围绕“睡眠是怎么调控的”（how do we sleep）和“为什么要睡眠”（why we need sleep）这两个睡眠的基本问题研究了十多年后，丹扬心中“更大的挑战”不再局限于基础研究，她希望换一种做科研的模式，“甚至未来在转化方面再进一步”。与此同时，她感受到国内对科研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机会”。

于是，她回来了。

丹扬。深圳医学科学院供图（下同）

谈转行：“我用了许多不眠之夜，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中国科学报》：你本科学的是物理学，为何后来决定研究神经科学？

丹扬：读中学那会儿，我就对神经和大脑的奥秘很着迷，尽管那时的想法很天真，也很肤浅，但总觉得生命的奥秘可能是人类最终极的谜题。

不过，当时生物课的教学侧重于死记硬背，这种机械性的记忆方式让我有些担忧，花费几年时间去记忆大量知识，可能没过多久就会过时，因为生物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那时候，我经常参加数学竞赛，我父亲是学物理的，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先去念几年物理，打下一个坚实的数理基础，这样将来无论研究哪个领域，都会有所帮助。

《中国科学报》：你后来跨出这一步，觉得难不难？

丹扬：从物理领域跨越到生物学领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认为，一旦你克服了这些困难，会有很大的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会与领域内的大部分人不同，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使你更容易打破常规，更容易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东西。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不能说跟别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就是好，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长处。比如我看待一个问题，我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我就不需要整天去push实验室的人“再努力一点”了。因为我知道我跟别人不算是直接竞争，因为我们（方法）不一样。

《中国科学报》：现在跨学科或跨界已经变得比较流行了。但其实真的要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会有担心。你曾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而你又可以有所作为，那就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但要深思熟虑并且有策略性”。应怎样理解“策略性”？

丹扬：我当时是那么说的，但其实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笑）。我只能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我刚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做的是视觉系统相关研究，这是我博士后时期开始的课题。当时我刚刚建立一个实验室，突然跨界不太合适，风险也大。我是到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之后才转去做睡眠相关研究的。

HHMI有个理念“支持人而非项目”（support people not project），也就是说HHMI不会去用“你要做什么事”去决定要不要资助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转行”机会。

不过即便如此，我当时转行的勇气也很有限（笑）。大概想了一年多，才决定执行“转行计划”。说起来有点好笑——我用了许多不眠之夜，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I lost a lot of sleep to decide if I want to study sleep.）。

《中国科学报》：你这一年都想了些什么？

丹扬：当然一方面还要继续我实验室的研究，需要写文章的时候写文章；另一方面，我花了一些时间一边读文献，一边思考，看看睡眠这个领域还有什么大问题要解决、其他实验室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再考虑一下如果我踏足这个领域，我的特长能给这个领域带来什么特别的东西，我的实验室有没有条件去建立对应的技术体系等等，所以当时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决定走这一步。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其实真的勇气有限，真正的策略其实还是来自于对自我的发掘和认识，我想这一点可能会有所帮助。

《中国科学报》：类似于《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对吧？

丹扬：是的，我需要知道自己的长项和短处。如果跳进一个领域要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竞争的话，我觉得那是不理智的选择。

谈回国：“内心早有决定，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中国科学报》：2024年你获得了彼得·西伯格综合神经科学奖（Peter Seeburg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Prize），这是神经科学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奖项。近年来，你在睡眠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选择全职回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丹扬：我想，每个人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时，都会考虑诸多因素。说实话，我也列了一个清单，一边是应该回来的理由，一边是不回来的因素。

于我而言，（决定回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过去这些年国内对科研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机会。我的实验室大概在十四五年前开始做睡眠相关研究，进展还不错，我们关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已经找到答案了。但我觉得，如果想要有进一步突破性进展，就需要换个模式。

我其实可以继续待在美国，团队中也有非常多优秀的特别是来自国内的研究者，我可以继续带团队、出文章，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舒适区。有时候你需要跳出舒适区，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才能激励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在伯克利的实验室主要用小鼠模型开展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转化研究，想要更进一步，都必须要做到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层面的研究，这在国内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

《中国科学报》：国内的选择也有很多，相信很多地方都会争抢你，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以，为什么是深圳？这是一座还很年轻的城市。

丹扬：我选择深圳正因为它的年轻，充满了活力。

大概在两年多前，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这座城市的超高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SMART也是如此，非常年轻、超高效率。

过去一年来，我接触了SMART包括行政人员在内的许多人，跟他们打交道，好像不管什么问题，都会有非常有创造力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我现在非常有信心，能够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科研上面。

《中国科学报》：我们了解到，SMART有一个叫做“科研无忧”的支持机制。

丹扬：我对国内相关行政方面的事情不熟，其实一直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去过渡这个阶段。SMART给科研人员创造全力投入研究的科研环境，不用在经费申请、科研项目管理、行政工作等方面耗费不必要的精力，让科学家专注于科研工作本身。SMART有这样的支持机制，我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中国科学报》：你是颜宁院士主动邀请回来的资深PI，从她发的微博能感受到她对你的到来很兴奋。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能分享一下她邀请你加入SMART的故事吗？

丹扬：第一次见到颜宁，是在HHMI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时人很多，我们不是同一个领域的，当时也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

大概两年前，颜宁第一次与我深谈SMART的具体情况。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之间有一种“即时的连接”（instant connection），可以说是一种共鸣、一见如故。那次谈话后，虽然在理性层面考虑了很久，但在潜意识层面，就已经决定要回来了，只是自己当时还不知道。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觉得与颜宁一见如故？

丹扬：与她交谈，我能感受到她的激情（Passion），她谈起SMART时的兴奋与激动。还有就是她的领导力，让我非常佩服。所以我有一种很强的感觉，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成功。来到SMART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因为我看到这里的人眼睛会发光。

谈从头建立研究所：“围绕一个关键问题招聘各有特长的年轻PI”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神经调控与认知研究所（Institute of Neuromodulation and Cognition，简称INC）所长。从PI身份转为操盘一个研究所的从头建立，未来有哪些计划？

丹扬：我觉得，要建立一个世界顶尖的研究所可能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完全不同。一种是招聘最优秀的人才，不管他/她要做什么方向。其实HHMI就是这种理念，所以它“资助人而非项目”。我认为这种方式更适合那种历史很久、很有名头的研究机构。

对于一个全新的、年轻的机构，我认为应该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挑一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然后找一批和这个方向相关、但各有特长的年轻PI，互相支持互补。这样更有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快速做出国际影响。

我们所接下来会试试第二种方式。慢慢有了基础之后，可以再考虑换成第一种策略。

《中国科学报》：在INC，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

丹扬：我们所名字里有个词——“Neuromodulation”神经调控，这个概念其实很广。和做信息传递的递质不一样，大脑里专门做神经调控的递质，影响的是大脑状态，比如清醒、睡眠。我这些年感兴趣的几种神经调质分子——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大脑睡眠清醒的切换极为关键，同时也对全身功能有广泛作用。比如多巴胺，帕金森、抑郁、精神分裂、强迫症等这些疾病几乎都和它有关系；比如肾上腺素，会压抑人的免疫系统、调节血糖……所以我觉得，围绕这些神经调质分子去作为一个所的研究重点，错不了。我们招的年轻PI顺着这个方向做下去，也会取得一些对人类健康有益的重要进展。

另外，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可能对促进睡眠有作用的靶点，接下来我也会在转化研究上花更多的精力，和国内的团队共同研发能够帮助睡眠的新药。

《中国科学报》：对于那些想报考INC的学生，你最看重哪些特质？

丹扬：我最看重的是对科学研究的那种Passion，最好是“一定要做这个方向其他我都不考虑”那种。另外就是要有探索精神，有好奇心。

《中国科学报》：你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很有Passion。现在是否依旧如此？

丹扬：科研上，我觉得是这样。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实验室今天谁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每天特别期待的事就是会有一些新的数据、新的结果能够对我的想法有所改观——只要能改变我昨天对某个问题的看法，那种刷新认知的感觉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动力。

寄语女性科研工作者：“不要信，做给他们看一看”

《中国科学报》：此前你在访谈中提到过，很小的时候就想成为科学家。如今梦想成真，你对科学家的认知有改变吗？

丹扬：我想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有一点，我现在知道了科学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假如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父亲对你走到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丹扬：小时候妈妈下干校，我是跟我爸爸长大的。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早期教育。

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每天晚饭后带我去散步，永远会带着一支粉笔，走累了就在地上给我画画讲讲。他会给我讲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费曼等许多科学家的故事。他还教我算术，在上小学前，我大概已经掌握了小学四年级的算术知识，上学后我才知道自己“提前起跑”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因此有几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亲从来都告诉我，你将来可以做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中国科学报》：看得出，你的启蒙教育里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有没有哪些不是科学家的人或者作品，对你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丹扬：我是很喜欢音乐和文学的，但在这方面研究不深。我很喜欢去看一些音乐家、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传记，或者只是一位记者写的关于他们生平的一篇长篇报道。我一直觉得人文艺术和科学，是有紧密联系的。

比如我前些年读到一位科学家的传记，我感受到这位科学家是充满叛逆精神的。我认为通过了解这些人的经历、精神，对科学研究会有一些启发。我觉得我就属于比较有叛逆精神的，你看我领域换来换去的，跟别人想法不太一样。

《中国科学报》：在你整个科研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迷茫、挫败的时刻？

丹扬：在我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的时候，刚好是我快29岁生日那几天。其实我完全没准备好，根本不知道怎么运营一个新的实验室。刚开始的一两年，每天晚上都筋疲力尽，好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我知道，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又是新的一天。所以我的策略是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回家睡个好觉。睡眠真的很重要，休息好了，第二天就有了奋斗的动力。

《中国科学报》：你和颜宁，都是站在了世界级舞台上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如果有个女孩子跑过来问你“女孩子可能不是很适合做科研吧”，你会怎么对她说？

丹扬：其实我们小时候没人这么说，那时候流行“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从小觉得男女是一样的。但后来慢慢社会上反倒有些偏见，我自己也遇到过。

上初中时，我数学竞赛得了第一，男生会说“不用担心她，她是女生，过几年就不行了。”我一开始也有点信，觉得是不是生理上真的会发生变化，学习就不行了？但幸运的是，我是很叛逆的，我心里就想——我做给你们看一看！

所以女孩，如果现在有人这么说你，不要信！做给他们看一看！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