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赵婉婷
10月28日那天，林文斌被学生叫去教室。他推门而入，看到自己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全部聚在一起，屋里装饰着气球与彩带，披萨和饮料也已就位，一束花被递到他手中。他会心一笑，学生们还是悄悄为他准备了“退休派对”。
林文斌是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关键词——金属有机框架（MOF）应用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全世界仅有的两款进入临床测试阶段的MOF药物，均出自他的实验室。
自小在福建渔村长大的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又前往美国深造。过去近30年里，林文斌先后在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获得了众多国际荣誉，是欧洲科学院、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及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林文斌提前退休，挥别了芝加哥大学化学系James Franck讲席教授的头衔，但不是为了“养老”。林文斌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和家人都认为，自己还能贡献一些“余辉”。11月1日，他只身一人飞往杭州，全职加入西湖大学任讲席教授。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林文斌的专访。
林文斌来到西湖大学后最新拍摄的照片
“以科研为主、小而精的办学理念吸引我”
《中国科学报》：你在美国任教多年，为何选择回国并加入西湖大学？
林文斌：
契机是两年多前，我到北大开会，受西湖大学副校长邓力的邀请来作报告。那时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回来。西湖大学“小而精”的办学宗旨和美国的不少高校很类似，即强调PI制度，以科研为主，能尽量减少行政上的事、减少分心的事。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1989年离开中国去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博，这是第一次全职回国工作。过去30多年我感触很深。无论是国内的仪器设备还是研究者获得的各种支持都很好，甚至比美国更好，和我当年读书时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回来也可以提高效率，真正做好科学。
另外，我们有校内公寓，走路五分钟就能到办公室，附近环境也非常好。不过，最近还在摸索新电脑和一些软件（笑）。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邀请发生在两年多前，你会觉得自己回来“晚”了吗？
林文斌：
我觉得没有晚与不晚的说法。我在芝加哥大学待了12年半，一直在自己的最高水平上运转。只要能够继续做最前沿的研究，无所谓晚与不晚。现在回来，我相信能够很快把新实验室建好。我正在“招兵买马”，已经招到两位博士生，一位博士后已经入职，还有几位候选者正在面试中。
《中国科学报》：做这个决定时，你的家人是否支持？
林文斌：
非常庆幸的是，家里人非常支持我，尤其是我的两个小孩。他们知道我是想做事情的人，不是那种想慢慢退休的人。我太太也一样，觉得我回来还可以贡献“余辉”。但她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所以暂时是我一人回来，30多年来第一次过“单身”生活。
林文斌与女儿在玉龙雪山
不要被诺奖“误导”
《中国科学报》：有人说，你是西湖大学跨界最大的科学家之一。请你简单介绍你的研究方向。你认为自己是一位“杂家”吗？
林文斌：
我的专长是“分子材料设计”，其中包括MOF，即金属有机框架。过去近30年来，我的确探索了MOF的很多不同应用方向，例如催化和太阳能转化。现在主要聚焦于药物递送，做放射治疗的MOF药物。此外，我还做了靶向癌症治疗的纳米级配位聚合物（NCP）。
所以，说杂也杂，但是也可以说一点不杂。我的思路非常明确：把化学创新应用到医学上设计功能材料、解决问题。
《中国科学报》：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正是颁给了对MOF结构有贡献的三位科学家。这是否也会推动MOF研究领域的发展？
林文斌：
我很高兴MOF能够获奖，但我想强调，年轻的MOF工作者不要被“误导”。
诺奖强调了MOF的结构，那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大家现在不能停留在“做个MOF看看”，因为它只是一个结构，但没有功能。MOF与过去其他材料相比，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可调控、可设计性能。我28年前开始做MOF，就是冲着设计应用去做的。
林文斌（右）与诺奖得主北川进在芝加哥
《中国科学报》：你为什么会对应用化学感兴趣？最初为什么会选择MOF这个方向？
林文斌：
这背后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考大学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近代化学和应用化学系。我那时认识粗浅，觉得近代化学听着很modern，就选择了近代化学。
后来我申请到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博的机会。去美国后，我原本选择的生物无机化学实验室已经满员了。这时，非常nice的Gregory Girolami教授让我加入了他的实验室，做金属有机化学。我本科的专业是化学物理，金属有机物我听都没听说过。
博三那年一个契机让我在刚刚搬到伊利诺伊大学的Ralph Nuzzo组里做了两年半的超高真空表面化学，这几乎又回到了我大学里学的物理化学领域。Nuzzo于1983年首次报道硫醇表面自主装——这是一项诺奖级的工作。
在博后期间我又做了表面自主装化学，这和金属有机物也没有关系。真正进入MOF领域是到布兰迪斯大学后。那是1997年，我原打算继续做表面化学，但我的启动资金非常少，如果购入一台真空设备，就所剩无几了。
与此同时，一位进组的博士后说，他没有表面化学的基础，但是会烧晶体。我就想找找有什么适合他的课题，也是在那时了解了理查德·罗布森提出的空旷晶体概念。我基于此设计了一个利用框架材料设计非中心对称固体材料的课题，那是第一个真正有功能意义的MOF。这位让我“被迫”进入MOF领域的博后就是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熊任根。
做MOF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材料和设备非常便宜，在我比较“穷”的时候也能做。
现在，我实验室开发的纳米级MOF肿瘤治疗药物一个在II期临床，一个在I期临床阶段，近期会有第三个药进入临床阶段。纳米级MOF可被X光激发用于放疗，并增强检查点阻断免疫治疗。得益于MOF的可调控性，一旦获得临床数据，我们可以再回到实验室改进。
所谓的应用化学，我们是在争取做应用。我做了快30年，还没有真正推出商业产品，当然别人也没有。这就是研究的长期与短期效应，科学研究不能指望一天两天就有回报。
实验室部分前成员庆祝熊任根（左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不迷信“顶刊”，做自己研究的“审稿人”
《中国科学报》：做MOF应用的过程中，你为什么转换了多个方向？
林文斌：
分子材料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稳定性，因而总会遇到瓶颈，无法继续产业化。此外，很多时候，做什么研究是资源与资金支持决定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力争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
例如，我从布兰迪斯去往北卡任教时，美国政府支持了很多能源相关项目。那时没有人用MOF研究太阳能转化，我就做了五到十年，但慢慢觉得我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好比我挖了个坑，试一下是怎么回事，发现没法往前做，我就不再做了，因为要推广应用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带有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你做了我也跟着做”。事实上，很多别人开拓的方向可能已经做不下去，或者行不通，如果你还继续做，最后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中国科学报》：年轻的、缺乏经验的科研人员，该如何判断一个方向究竟能否行得通，或者什么时候停下？或许他们可以咨询更资深的学者？
林文斌：
现在大家都很忙，除非真正知道原始数据，年长的学者不见得能够告诉你是否可行。现在AI可以用30秒告诉你一篇文章讲了什么内容，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研究的精髓在哪里。
因此，你对自己的研究要有批判性。你一定要成为对自己工作最具批判性的、最好的“审稿人”。
就MOF药物研究而言，我不仅要了解生物、医学知识，还要跟医生打交道、接触风投的人，才能有更全面的了解，才能搞明白哪些方向可以做下去。
至于什么时候停下，你自己应当知晓每一项工作的稳定性指标。如果稳定性不行，那就不能做了。或者有些方向需要极大的规模，而你无法实现，那可能也无法继续。当然，很多研究最后都是这样，但必须有人去试试看。
这又牵扯到另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研究者把评估创新的权力交给了所谓顶刊的编辑，由他们决定哪些方向该研究、哪些不该研究，这是很可悲的“思维懒惰”。至少我认为CNS文章不能完全代表化学领域内的创新点和应用前途。
《中国科学报》：这可能也是大家讨论很多，但短期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林文斌：
对，除非我们的评估体系发生改变。这也是我加入西湖大学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也希望能够发CNS文章，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根据是否发CNS文章来评估每个同事科研到底做得怎么样。
总之，年轻的MOF工作者要去挖掘其应用潜力，而不是为了发文章而做研究，那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同时，不要迷信或崇拜顶刊。我们做科研要有Self Respect，即自爱。不靠文章投到哪里来体现研究的质量，而是从自己学到了东西，并能教给同事一些东西来体现。当然，年轻人也不必要完全听我说的话，我不过是一家之言。
2019年，林文斌（右一）与实验室成员参加美国化学学会
与学生一同学习
《中国科学报》：你的实验室曾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目前在国内外知名高校任教。你有什么培养学生的心得可以分享？
林文斌：
其实我的心得是，我们不是培养学生，而是投入很多时间跟他们打交道，与学生和博后一同学习。做研究是个学习过程，每天都会面对未知因素，所以要不断学新东西，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过去，你实验室日常的氛围是怎样的？
林文斌：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PI，但只要是研究相关的内容，我肯定无所不谈。我不出差的话，肯定都在办公室。过去我一般也是组里最早上班的，晚上十点、十一点到家。我以身作则，不过也不要求他们比我更刻苦。
我经常到实验室里巡逻一圈，找学生问问题。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逮着我就开始讨论问题。所以学生们在我组里的时候，觉得我可能要求比较严格，但是他们工作后又发现，要做研究、做事情，就需要这样。
回国之前，他们问我要不要开个退休派对，我说不用。我除了线上交流，也会定期回去指导他们嘛，结果他们还是搞了一个惊喜。我也非常感激他们。
林文斌的实验室成员为他准备的退休惊喜派对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与如今在国内的毕业生有交流吗？
林文斌：
我落地杭州时，我以前的两个学生开车来接我，顺便拉我到超市把生活用品全买齐了。他们一位在浙大任独立PI，一位同样在西湖大学任独立PI。
前两天上午，另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学生来看我，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他说他很感慨，当时在我组里念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讨论问题，或者在实验室里的白板上写写画画，经常到晚上十点以后。他觉得很难得，毕业后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讨论与交流。
现在想来，我读博时，和导师在他办公室一起做核磁共振模拟，从周五做到周六凌晨两点。我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那时的经历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我。
《中国科学报》：你每天工作这么久，还有时间留给个人爱好吗？
林文斌：
当然，我平常也听听古典音乐，或者散散步。我的爱好都是免费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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