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赤院士 受访者供图

子午工程二期大型监测设备之北方中纬高频雷达—内蒙古四子王旗站。受访者供图

人物档案

王赤，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二期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负责人、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SMILE）中方首席科学家。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工程副总指挥，探月工程四期首席科学家，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天问二号任务有效载荷分系统总指挥。

致青年科技人才

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科研工作，立志在这一领域成就一番事业。我认为，年轻人如果想致力于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挑战，首先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特质，也是驱动科学探索的根本动力。

其次，科研应被视作一种志趣与梦想，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只有真正乐在其中，才能持久深耕；如果只是想赚钱，建议选择其他道路。

再次，光有热情或梦想远远不够，还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储备。如果想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就应在大学乃至硕士阶段扎实打好数理根基，这是支撑未来科研“高楼”的“地基”。

最后，在兴趣与基础之上，更要具备心无旁骛、持之以恒的专注力，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唯有沉潜下来，集中发力，方能在科学之路上行稳致远。

我认为，这四点正是年轻人走上科研之路不可或缺的关键素养。

——王赤

“个人的理想或许如星辰般渺小，但当它与国家发展的洪流同频共振时，就能迸发出照亮宇宙的光芒。”在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2025年度毕业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以此寄语毕业生，勉励他们将个人科研追求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

这番话，也正是他本人科研生涯的写照。数十年来，王赤始终深耕空间物理与探测技术，主导了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子午工程二期等多个国家重要空间科学项目，带领中国空间科学不断取得突破。

近日，王赤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多次强调，做科研要有“甘坐冷板凳”的长期主义精神。他说，真正的科学突破来自于心无旁骛的专注与坚守，而中国空间科学的使命，不仅在于探索未知，更在于为全人类认识宇宙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建设原创、自主、先进、开放的探测体系

记者：您是“微笑”卫星的中方首席科学家，可否请您介绍，“微笑”卫星的科学目标是什么？您认为我们参与这种国际合作项目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王赤：“微笑”卫星是中国首次与欧洲空间局进行任务级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其科学目标是探测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大尺度结构和基本模式，认知磁层亚暴整体变化过程和周期变化，探索日冕物质抛射事件驱动磁暴的发生和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标准与流程两方面。在标准上，双方航天标准存在差异，合作中需要相互尊重。在管理流程上，欧方常在方案阶段引入多家单位竞争；欧方通常不设鉴定件，联试时需用电性产品与中方鉴定产品对接，增加了协调难度；此外，欧方对可靠性与空间碎片管理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通过国际合作，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欧洲空间局的标准与管理流程，学习了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比如在方案阶段引入更多单位参与竞争，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性能以及可靠性。我们将结合中国的航天标准与经验，借鉴欧洲空间局的管理经验，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研制的标准，为中国科学卫星研制搭建稳定可靠的平台。

记者：从“悟空”号到“微笑”卫星，这些任务科学目标迥异。在您看来，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演进逻辑和战略布局？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怎样的空间科学探测体系？

王赤：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的演进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从过去的“跟跑验证”转向“并跑引领”，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化跨越”，从“机会式探索”升级为“战略性布局”。

从“悟空”号到“微笑”卫星，中国空间科学展现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建设一个原创、自主、先进、开放的探测体系，系统性地探索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太阳系与人类关系等根本性科学问题。这一体系不仅是科学发现的重要引擎，也是高新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更是为全人类认识宇宙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记者：您深度参与了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天问一号任务，并担任有效载荷负责人和探月四期首席科学家。在复杂的深空任务中，确保有效载荷并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赤：有效载荷是月球与深空探测任务中实现科学目标的核心系统。这些任务所设定的科学目标都是国际最前沿的，对科学载荷的性能与可靠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科学载荷方面的难度极大，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个“有限”和一个“无限”。

一是认知有限，月球与深空充满未知，我们在设计载荷时，必须基于对探测环境与目标的有限了解，赋予其应对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二是选择有限，科学载荷虽追求高性能，但在选用元器件与材料时，常因空间环境的严酷性而受限。三是重量有限，我们都知道深空探测器对发射重量的要求很苛刻，载荷设计师在开发功能多样、性能卓越的新产品时，往往需经历多轮重量优化。四是能源有限，受探测器与太阳距离、光照条件等因素限制，载荷能获得的能源往往十分有限，设计时不仅需高效利用有限能源实现功能，还要进行精细热设计，确保敏感部件处于合理的工作与生存温度范围。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四个难点。

另外，还有一个是责任无限，为确保载荷在深空极端环境下可靠工作，除了合理设计与充分验证，还必须严格控制每一环节的执行。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无限的责任。

空间环境地基监测能力跨越式发展

记者：子午工程被喻为探索日地空间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与一期相比，二期最大的飞跃是什么？

王赤：相比一期，子午工程二期新增了太阳—行星际圈层探测，在全球首次实现了从太阳到地球空间端到端的连续监测，以及对地球空间环境的多圈层立体探测，整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子午工程二期的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率达90%，多项大型监测设施性能领先全球，包括全球口径最大的太阳射电望远镜、功能最强的相控阵三站式非相干散射雷达、精度最高的氦激光雷达，以及探测要素最全的金属层探测激光雷达等。

现阶段，子午工程已成为全球跨度最大、圈层覆盖最全、探测手段最多、综合性最强、协同运作最高效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系统。通过建设子午工程，我国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记者：您不仅是子午工程二期的总指挥，更是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的发起人和大力推动者。请问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的宏大愿景是什么？您认为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中国作为倡议国，将如何体现其领导力和担当？

王赤：在子午工程的基础上，中国科学家倡议构建沿东经120°至西经60°的全球子午圈监测链，并增设东经30°欧非链，显著提升了全球电离层监测覆盖能力，特别是填补了非洲这一“监测盲区”。该网络将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多学科、多要素探测体系，实现对日地空间环境全纬度、全天候、不间断的立体观测。

结合天基探测手段，国际子午圈计划致力于深入研究地球空间环境的变化规律，揭示其受太阳爆发和地球活动双重驱动的机制，构建数据驱动的空间天气模型与高精度预报产品，为应对空间天气灾害、和平利用太空提供科学支撑。

这项大科学计划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跨国协调的复杂性，涉及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文化差异。目前，国际子午圈已与36个国际机构和国外科研单位签署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为实现科学目标，我们将成立“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国际组织”，统筹推进协同监测、数据共享、合作交流与创新研究四大任务，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空间天气这一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记者：放眼未来，请问您最关注哪些可能带来颠覆性认识的空间科学前沿方向？

王赤：面向世界空间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我国学科基础与工程技术优势，我们凝练形成了五大有望实现突破的科学主题，分别是“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行星”以及“太空格物”。

“极端宇宙”主题致力于探索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的物理规律；“时空涟漪”主题聚焦探测中低频引力波、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空本质；“日地全景”主题旨在探索地球、太阳和日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太阳—太阳系整体联系的物理过程与规律；“宜居行星”主题将探索太阳系天体与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并开展地外生命搜寻；“太空格物”则力图揭示太空环境中物质运动与生命活动规律，深化对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的认知。

这五大主题是对我国空间科学研究的前瞻布局，每个主题下还有一些优先发展方向，未来都可能带来颠覆性认识。未来，我们将通过自主实施或国际合作，一步一个脚印推动规划目标任务落实，让空间科学实现跨越发展。

应该建立更包容的科研创新生态

记者：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空间科学项目往往周期长、风险高、产出慢。您觉得，如何才能让青年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积极投身于重大科技难题的攻关之中？

王赤：我们现有的评价体系，有时候过于注重短期成果，比如论文数量与项目申请，却忽视了科研工作中真正的突破，往往需要长期专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重大科技难题的破解，尤其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绝非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长期投入、持续思考。所谓的“灵光一现”，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与深度思考的基础之上。

我觉得，应该建立更包容、更有远见的科研创新生态，在特定阶段应允许并支持科研人员摆脱短期考核的束缚，专注攻坚。这样才能为真正的理论突破和关键技术攻关提供土壤。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讲的，解决“卡脖子”难题需要长期积累，而当今的环境有时又要求快速产出，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个矛盾？

王赤：我认为，应建立更加多元的审批机制与评价标准，长远来看，我们确实要借鉴融合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特点。德国模式更注重对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使其能潜心研究；美国模式则强调竞争活力。两者各有优劣。

因此，我觉得可以尝试在研究所或研究院中推行“一所两制”或“一院两制”，为部分致力于重大问题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在评价方式、薪酬待遇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管理。这类岗位的设置必须少而精，避免泛化而出现滥竽充数的问题。其余的科研人员则可以继续采用竞争性支持机制。

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允许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的机制，同时遴选过程需格外审慎，真正选出可信赖、有潜力的人才。这或许是未来科研体制迈向更具弹性与远见的一条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