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凭借其“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获奖。对于文学界，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并不陌生，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这种实验类型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普通读者和非实验文学的创作者来说，其实并不友好。然而，这种实验作家又很有必要，他们醉心于语言、文体、意象，在形式上冲击着传统文学固有的逻辑城墙。那么，拉斯洛究竟写了什么？如何理解这种小说？

2012年，拉斯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书展上。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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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撒旦探戈》：在一个泥泞、毁败的匈牙利集体农庄里，一群堕落的居民——医生、校长、骗子、孩子，因为一个以为早已死去的同伴的归来，期待一笔传说中的巨款，上演了一场循环往复、如同魔鬼探戈的幻灭悲剧。就连本书中文版译者余泽民都感叹，“若这书再长上几十页，估计我会得抑郁症的”，可见对于专业读者也不好读。

小说分两个部分，每部分各六章，结构上与“六步踏前、六步踏后的探戈舞”形式暗合，结尾又回到了开头，形成完美闭环，堪称人类命运的黑暗交响曲。他是福楼拜，也是卡夫卡，也是伍尔夫。他既实验，其实又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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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验文学相对立的，是传统文学中清晰的故事性和逻辑性。然而，故事是小说中最重要的核心吗？若如此，为什么现代小说越来越难以读懂？尤其是实验文学，何必如此纠缠？

在起初的几百年，现代小说立足于故事，深入人心。一起沉船事件滞留孤岛，就分别有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于不同时代重述；一个女人不满足于婚姻生活，就诞生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起入狱、复仇和报恩的冤假错案迎来了《基督山伯爵》《牛虻》《老妇还乡》《书剑恩仇录》的同构……非但小说家发现了，读者也发现了：原来故事是有叙事类型的，很多小说依托同一个故事原型。作家自问：我难道在写别人已经写过的故事？读者沉浸于故事魅力之余，有时也疑窦丛生——这好像写过，这似乎读过。小说写法的重复、阅读审美的疲劳、社会形态的更迭，使得小说必须革新。

于是，19世纪早期，法国作家福楼拜告诉自己：我要写一部“最完美的”小说，成为新艺术的法典；我的故事，在法国的那些风花雪月故事中，曾被人写过无数遍了，比如出轨、离婚，追求阶级跃升……但没有作家把注意力放在崭新的艺术形式上，放在浪漫如何遭遇资本主义从而彻底毁灭，放在让包法利夫人成为你、我乃至整个人类的抽象化身，我要写这样的一部新小说。

《包法利夫人》小说的开篇，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我们”的叙事视角，现在司空见惯，已成为小说常态，但第一个这样写的人是福楼拜。现在看来平平无奇的一句，却颠覆了巴尔扎克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颠覆了此前所有作者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让作者从上帝创世中脱离出来，隐去作者面目，从而更自然、更真实地揭露人生。这在当时是真正的实验文学。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的追求殚精竭虑，使得他写作一部小说平均要耗费十年之久，他也成为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在语言上，他还为优美的法语立规。

从福楼拜这里，我们得到两个关于实验文学的经验：其一，故事重要，但如何叙述故事更加重要。其二，昨日的实验文学逐渐被接受，变成今天的文学公理和小说常态，成为经典文学。实验文学重新塑造了文学传统。过去的实验文学是今天的传统文学，像福楼拜一样精心讲述，逐渐成为现代小说的共同追求。然而，人们很快发现这条宽阔的大道日渐拥挤，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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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个羞涩的青年，他的毕生理想就是带着纸笔，待在地窖最里头一间房，在被烛火照亮的黑暗中写作。一日三餐，由人送来，放在最外面那扇门前，取餐是他每天唯一的散步活动。他是短篇小说《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开头就是惊世骇俗的一句：“一天早晨，格利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这又是一次福楼拜似的开天辟地。那天早晨，文学突然变得荒诞并发生异化，正如他所预示的紧张的20世纪一样。这一个世纪里，人类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无数人从睡梦中醒来，目睹家园成为废墟。接着，我们看到没有安全感的卡夫卡，像一只无名小动物，钻进了他写的《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正如人类好几次躲进地下掩体，躲避核打击……

从来没有人这样写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仅仅踩到了地洞边缘，但他没有掉下去。当时诡异的文学，多少年后被作家们发现，仿佛掘开了新世界、新路径，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逐渐壮大起来。且慢，先不说向卡夫卡学习的作家，让我们考虑考虑读者吧！一个幸福完满的普通人，是不太能理解卡夫卡的焦虑的。可是，如果一个从小家庭四散的人、一个深知人情冷暖的人、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一个交际恐惧的人，种种“绝境中的人”，就会对其感同身受，他们是卡夫卡的最佳读者。卡夫卡的小说带来的震撼，不亚于《悲惨世界》。

我们发现实验文学的另一奇特之处——今夜我不为全人类，我只为你。为某些读者准备，对痛苦而焦灼的心灵进行抚慰，又是一次实验文学引发的革命。不，不一定需要具备高深的文学修养和解谜思路，仅需要呈献心灵与其共振。在这样的小说里，故事夸张而变形，宛如毕加索或达利的绘画，扭曲、痛苦的人类心灵的影子也能立体起来，走入真实世界。对于创作者，这是实验文学；而对于卡夫卡本人，这不过是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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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位女士，神经衰弱，以毒舌闻名，比卡夫卡长寿，她就是伍尔夫。伍尔夫在读书笔记中，几乎骂遍了英国作家。且看她评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我必须承认，她的心智是一层很稀薄的泥沙，在寸草不生的石头上铺了一寸还是两寸那么厚。”她对奥斯汀、威尔斯、高尔斯华绥都殊乏敬意，一个个批判。这种批判，是对文学传统的不满和厌烦。

在百无聊赖的一天，她写下了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一个女人由墙上的斑点引发了漫天的自由联想，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一只爬在墙上的蜗牛。这篇短短的小说，“再实验不过了”，没有故事，只是一个女人的胡思乱想，其意义何在？它是意识流小说的宣言。从伍尔夫开始，人们认识到，连贯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都可以彻底摒弃，记录一刹那的流动有时更有价值。小说可以是不确定的，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而心理和感觉乃称宇宙，以及现代人内心无所不在的永恒动荡才是唯一声音。自伍尔夫之后，很多作家不再追逐故事，而专注于心理写实、情理写真。关注个人情感的迁延和世间感觉的多变，远比写好一个故事更有意义。从故事本体中解脱出来，去创造性地描写个体的内心世界、揭示错综复杂的隐喻世界。

我们又得到实验文学的启示：故事之外，文学的情理真实，比玄幻的故事更触动人心。意识流，其实就是意识不规则地流动。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人的确就是这样胡思乱想的啊。前一秒、后一秒，天差地远。这竟是地地道道的现实！

从前的故事铺好了铁轨，而实验文学不断地把道路拆除，铺设新的道路，边拆边建，人们在阅读中挣扎与重构。读者在游泳，在陌生的水域挣扎，有人沉没，有人浮现。

有福楼拜、卡夫卡和伍尔夫，再看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就不陌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实验文学都是成功的。既然是实验成败皆有。实验文学作家是孤勇者，成功的经验被后来作家因袭。而失败的，消失于尘埃。他们是新药中的对照组。

实验文学的阅读，有时也不需全懂、不必全盘接受。在书店随便翻开一页，从语言、文体、意象、感观中得到吉光片羽，灵感迸发，受到心灵冲击，已经足够。正如导演李安评价伯格曼的实验电影《野草莓》所说：“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作者系作家、钓鱼城科幻学院创始人）

《撒旦探戈》，[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著，余泽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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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2025-10-17第4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