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的一个傍晚,广州热得像个蒸笼。番禺区大学城近地铁出口的一处人行道上,出现了三位青年。他们吃力地推着电动车,后座上歪歪扭扭架着一台圆形烤炉,车把手下悬着的手提袋中不断传出石头碰撞的声响。
走在最前面的男生名叫高辉,29岁,云南宣威人,半个月前刚从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这是他和两位学长“合伙”卖烤肠的第一天。
前方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三位青年却默契地红了脸,将车推向马路对面,“那边人少”。他们麻利地摆好垫石、放入香肠,起火、等待升温……不一会儿,摊上便冒出热气,引得对面的行人纷纷张望。“糟糕,被发现了。”高辉心想,低头摆弄起肉肠,两位同伴则装作相互攀谈的样子,避免与潜在消费者的眼神触碰。不难预料,这晚定是颗粒无收。
回忆起这场摆摊“首秀”,高辉笑道:“比较害羞,前4天一根都没卖出去。后来一晚能卖几根,但都不抵成本。”
转机出现在半个月后,陆续有媒体将高辉他们自制的视频切片转载,冠以“985哲学博士摆摊卖烤肠”的惹眼标签。巨大的流量随之而来,这个小摊才算真正热闹起来。
高辉和同学们摆摊卖烤肠,并不是外界传闻的那样,因找不到工作而以摆摊为生。“我们有自己的教培公司,摆摊只是为了增加体验,有点像一种行为艺术。”高辉告诉《中国科学报》。人们对名校毕业生的“下沉”式就业本就抱着一种猎奇心态,喜欢读那些跌落神坛又触底反弹的故事。特别是高辉他们还毕业于哲学系——一个聚集着理想主义者的地方,符合大家关于“高大上”的一切想象。
“提议来自我的一位学长,也只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高辉摸了摸后脑勺,“非要给这件事强加一个原因,让我想起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大家总会倾向于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作出的决定找到某个具备足够说服力的原因,但就高辉他们卖烤肠这件事而言,的确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充分理由”。
5月起,住在中山大学番禺校区的2024届毕业生们陆续离校,暂时没寻到住处的学生们也没有理由继续留宿学校,高辉便是其中之一。无奈之下,他在大学城附近找到一个城中村,用3500元每月的租金在那里租下了一间小合院,面积虽不大,却有种曲径通幽的禅意——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院内还有一座蓄水的小池塘。高辉本就喜欢交朋友,便想在这间小院建立一个社交枢纽,供来往的朋友们借宿、交流。
“前段时间读阿伦特,有一句话印象还蛮深刻的。她说朋友为我们提供一种‘在家之感’,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忠诚、相互信任,也可以相互分享。”高辉在读研期间收获的,正是这样的一群具有“在家之感”的朋友。这不,又有了一个能为友谊保温的“家”。
没课的时候,几位同门师兄会来高辉的小院做客,坐在一起喝喝小酒、侃侃大山。有天晚上,一位博士学长突然向高辉提起毕业礼物的事情:“作为你的好朋友,本应送你一件毕业礼物。但我觉得送你一般的礼物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何不趁此机会大家共同做点独特的事情。”
高辉本以为这位哲学博士会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提议。“要不我们一起去卖烤肠吧。”学长说。高辉愣了几秒,尽管很难理解这个颇为抽象的“礼物”,但他还是同意了。“是啊,这不正赶上毕业季,我们可以把烤肠随机送给毕业生们,彼此送上一句祝福。”有人补充道,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理想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可。
但磨磨蹭蹭的“哲学家”们还是错过了毕业季。毕业生们几乎走光了,原本被当作礼物的烤肠,只能在街上卖了。
卖烤肠的过程并不顺利。为了给彼此“壮胆”,开始一周都是高辉和两位学长集体上阵。缺乏经验是个很大的问题,三个人推着小车四处碰壁,找不到“有利地形”。“在中大、广外校门口、新天地门口都摆过,地铁口也摆过,但基本都是无人问津。我们不知道哪里好卖,也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间段喜欢吃烤肠。”
好不容易出现感兴趣的顾客,也被摊主的生硬表情劝退了。“有人盯着我们看,我们都不好意思看对方,就低头装作很忙的样子。”
前几晚的营业额是零。收摊回到小院后,三人坐下开了个会,“做了经验总结”。一位学长提议,“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带入这个场景,将自己视作一个摊贩。”凭借这个心理“代入法”,高辉他们渐入佳境。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前辈”的真传。
在此之前,高辉对小商小贩的想象很是戏剧化。“可能黑帮片看多了,我以为摊贩们都有自己的帮派,平时看到他们也是相互问好、相互递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派,会不会受到他们的联合排挤?有些忐忑。”
事实上,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排挤,反倒受了帮助和指导。有位大爷主动跟几个年轻人打招呼,还好心建议他们买张隔热板,给电动车加个支架,“带这么大张桌子,城管来了你们还怎么跑?”
打过几次交道后,高辉意识到自己从前对小摊贩的认识“太表面化”了。这种被偏见牵引着的感觉似曾相识。
已经29岁的高辉,显然比同届毕业生年长了几岁,因为他曾经历过两次高考、两次考研。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高辉选择复读。“看到平时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被名校录取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天不遂人愿,复读一年后的成绩甚至不如从前。最终,高辉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专业录取。但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名校梦。因此,在准备考研时,高辉将目标定为中山大学。
第一年考研失败,高辉被调剂至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入学短短几个月后,高辉又瞒着父母退了学,用奖学金和补助在昆明租下一间狭小的屋子备考研究生。这次终于考上了。
对于自己辛苦赢得的名校头衔,高辉很是珍重。研究生第一年,他总是下意识将中山大学视为自己的母校。直到有一次,高辉回云南师大看望好友。几人对话间,高辉屡次提及“你们学校”,引得朋友不悦。对方毫不留情地问道:“云南师大不也是你的母校吗?”
听到此话,高辉有些错愕。他开始观察坐在对面的一位朋友。那是一位来自滇南贫困地区的女同学,皮肤黝黑,穿着朴素得不合时宜。“当时我突然觉得很羞愧。我难道比这样的同学更聪明吗?只是比他们更加幸运罢了。”往后,每次提及学校,高辉都有意用“在广州读书”代替校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思考曾习以为常的人和事。
从研二起,高辉就在尝试做哲学普及,运营自己的公众号,在社交平台上定期分享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观点。时间久了,也积累了一小撮同样爱好哲学的读者。因此,高辉常常向同学、学长学姐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有空参与其中,写写文章、做做分享。
但很多人都婉拒了他。理由多是一些“更重要的事”,例如正跟导师忙于国家级课题,学习第二外语、准备出国等。高辉很清楚,有的人拒绝的确因为手头有更重要的事,但有的人更像找借口。他们的潜台词是:你做的事有些低级,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通过这些互动,高辉的朋友观开始发生改变。他终于意识到,那些拥有相似身份、相似头衔的人,或许并不共享相似的价值观。
“你们不认可这件事,而我偏偏要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因此,从研二到毕业,高辉从未投出过一份求职简历,一直专注于教培辅导、哲学普及。他喜欢这份既能保障生计,又可以不断与他人交流的工作。
有学生经济上比较紧张,他会本着百分百信任的心态借钱给对方,让对方在一年内分期付清。在高辉的价值观里,朋友、有幸福感的对话,甚至闲饮,都比丰厚的报酬更加重要。他从来不是物欲高涨之人,在发布的视频中,同一件衬衫会反复入镜。
为了将“朋友与酒”的精神发挥到底,他把租住的小院命名为“会饮小院”。“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我们希望与朋友,一道在‘酒’中追求真理,领会人生。”
被媒体报道后,高辉的烤肠摊的确吸引了很多期待“同消愁”的朋友。这些年轻人会跨越大半个城区来到高辉的摊前,买下一根烤肠,再和几位哲学生聊上许久。
高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就读于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男孩说自己还很年轻,父母就已经开始催婚、催工作。在长辈看来,年轻人是有一个“体面模版”的,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就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令人窒息。
“当时那个男生好像憋了很多话,遇到我们喷涌而出,别人想插话都插不进来。”高辉回忆道。他向对方举了海德格尔的例子。
“海德格尔有个概念,叫‘常人’,通俗点理解就是缺乏具体人格却又无处不在的人。比如我的父母经常劝告我,一定要结婚生孩子。我就会反问他们:谁说一定要结婚生孩子?父母会辩解说,他们都是这么做的。我又会问:他们是谁?我的父母也说不出答案。”在高辉看来,很多“唯一正确的真理”都经不起反复推敲,只需向前深究几步,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深陷于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中去了。”高辉悠悠地说。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觉得后者成就了一种“冒险家的哲学”——人应当顺从于本真性的决断,不在“常人”当中沉沦下去。
也有年轻人来摊前追问学习哲学的意义。高辉自嘲地笑道:“你看看我们就知道学习哲学没有什么用了。”事实上,这也是高辉多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包容性。学者与卖烤肠的摊贩,都是哲学的主体。“不需要成为一个知名学者,不需要发很多期刊,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我们依然可以践行自己心中的完美哲学。”
说着,有位阿姨从摊前路过,伸着脖子向炉内张望。作为摊主的高辉熟练地夹起一根肠,“来一根烤肠吗?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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