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8日晚，第26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办了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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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获奖人、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颜宁教授上台领奖并致辞，她表示，“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认可；对一路支持并激励我的人们而言，也值得庆贺。”致辞末，她对所有人，“尤其是正在观看颁奖典礼的女孩子们”说：“成为女科学家的道路或许充满挑战，但还不足以阻碍你前行的脚步。所以，请勇敢做自己 (Be brave, b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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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人物》杂志记者李婷婷曾两次专访颜宁，多角度记录了她当时的个性特点、科研心路和对未来的展望。今年，在颜宁教授荣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之际，李婷婷再次与颜宁对谈，聊到了她在科研方向上的变化、出任医科院院长的感受，以及她在科研领域性别平等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和做出的努力。李婷婷写道：
时隔多年，再一次和颜宁通上电话后，她那清灵灵的样子又浮现在了眼前。从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到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她有了更多的身份，更多的事务。不变的是，她依然讨厌装模作样，说话直来直去，照旧在微博上记录大小事。“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还挺自由自在的啊。”她说，“很神奇，大家老觉得你做那么多事（之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但是你现在跟我说话，你觉得我变了吗，也没有吧？”
上班时间做行政，下班时间做科研，对47岁的颜宁来说，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从独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开始，她就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论文、写论文、改论文，最近一次她熬夜到了凌晨4点半。要是第二天一早有会要开，她就用咖啡把自己灌醒。眼下需要她操心的事儿越来越多，但也不妨碍她在2024年第一天提出一个小小期望：更多地睡到自然醒。
她常常用任性、傲娇、我行我素形容自己。对待这个世界，她也更习惯以一种相对游离的状态去观察、去体验，把做事情当作通关游戏，把好玩当作重要标准。但不知不觉，在颜宁身上，自由和责任已不可思议地兼容在了一起。无论是由她发起的、从2015年举办至今的“女科学家论坛”，还是她在深圳所试图搭建的一个更自由的科研环境，这一切早就超出了一名科学家的职责范畴。
随之而来的知名度的上升，对这位想过上一种简单生活、以科研成果和教学水平来自我评判的科学家而言，困扰也切切实实存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暴露在公共场所于她是一种牺牲。如果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堪称“role model”的师长们导引着她，她也很难更有底气地对年轻人说：你有权选择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
而回到科学的世界里，颜宁仍然有许多问题想问。作为一名结构生物学家，她的工作相当于把生命打散、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化学分子或者化学复合物，“甭管是大是小，就算一个DNA，它也是化学的，是没有生命的，但它们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在几十亿年前，诶，它们组装出生命了。所以到底生命是如何起源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早在二十三年前，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一年级时，颜宁就在思考生命起源的问题。“狂想”之后，她写了一篇以李白为主角的微小说。小说里，李白生活在现代，本科一年级，专业天体物理，结果他穿越到了唐代，靠背诵古诗成了诗仙。那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李白吗？是先有李白还是先有诗？这么想着，李白突然踏月而去，回到了现代。
以下为访谈全文：
李婷婷：先从今年3月份你发表的最新一篇论文聊起吧。过去你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葡萄糖转运蛋白、电压门控离子通道上，但这一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你在微博上说这是你们实验室“探索暗物质的第一步”。对你来说，这算是转型吗？
颜宁：我觉得也是也不是。先说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课题并不是我自己思索出来的，而是当时还是一年级的博士生黄隽豪他想做的，所以这不算我的转型。
但为什么又算是转型呢？其实是我对于整个实验室课题的（把控的）这种风格在转。我这个实验室叫Yan Lab，就是做葡萄糖转运蛋白、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的，大家对我的课题有兴趣，就加入到我这来，我们向着同一个问题去攻坚这样一种模式。后来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我就在琢磨这个事儿。其实以大家的聪明才智，除了跟我一起去攻坚我感兴趣的问题以外，在一个这么大的平台上大家还可以更加释放自己。
等我又回国后，我就跟我实验室的博士后、博士们都说，我们Yan Lab有我们自己的标志性课题，就是过去十几、二十几年要做的课题上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必然要把它做出来，我们没有做出来的，说明就是科学里未解的东西，那都做了那么久了，你不能指望别人帮你去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愿意支持大家去做。
我觉得一个教授应该是科研和育人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我在普林斯顿有些时候是为了我的博士后们的发展，比如我做特别难的课题，那博士后可能觉得，我将来找不着工作怎么办？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矛盾。所以我跟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必须要有这种好文章你才好往前走的话，那我支持你去做这个课题。这么一段时间试验下来，我觉得结果挺好，大家反而更有动力了。
李婷婷：但我听一位已经从你实验室独立出来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说，关于糖类、脂类这些“生命暗物质”，她从学生时期就经常听你念叨，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
颜宁：是。这个孩子（黄隽豪）他也知道的，所以说他也没有找得特别偏嘛（笑）。
李婷婷：那你为什么现在对这一类“生命暗物质”更感兴趣？
颜宁：我也是越往后越觉得，我们以前做结构生物学其实有些被动。在2013年之前，我们用的方法叫作X射线晶体衍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有晶体。那你要想获得晶体，你就先得去结晶它。你要想结晶它，你得有大量的、特别纯的起始材料，就是蛋白质或者蛋白质和DNA, RNA的复合物等等。对于结构生物学，一开始你是知道你要做什么的，如果说大自然界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你可能就做不出来，这就是我说的被动。
到2013年冷冻电镜经历了一场“分辨率革命”。这个时候比如说施一公老师他们做的剪接体，那就非常酷。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做剪接体，但剪接体是一个巨大的复合物，里面比如说有A、B、C、D 200多种蛋白，但人类鉴定出来的可能只有100种。他们相当于拿一个鱼钩，啪一钓，钓出了一串东西，就一下发现了好多种以前压根不知道的。所以结构生物学就从一个验证性的学科，变成了一个发现型的学科。以前也叫发现，但那个发现是发现它的分子机制，比如说它长什么样，它的催化反应如何进行，但不是去发现新的物质。
我说剪接体这个例子其实还是在说蛋白质，但其实大自然当中还有大量的糖和脂。这在以前是我们不敢想的，正是因为有了冷冻电镜，然后又发现电镜与质谱连用可以非常强大。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找到新的体系。我再通俗地解释一下，比如说以前是在一个圈养的环境里面，你养鸡养鸭，你知道你养的是鸡养的是鸭，那你要到了野外，你都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东西。一样的，我现在不在实验室里养，我要到大自然界里面去找，行不行？或者到细胞里面，没有目的的猎奇。我就变成带着完完全全好奇的心态，我先看看我用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我到底能看到啥？
我早就知道糖和脂这些“暗物质”对于生命非常重要。从2009年我在清华给学生上课我就一直念叨，我们老说蛋白质重要、DNA 重要，不是因为糖和脂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太难研究了。再往前追溯的话，2001年还是2002年，当时我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二年级的学生，王晓东（注：当时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现在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来我们学校，他就开玩笑说，癌症领域一半人都在研究p53（注：肿瘤抑制蛋白），不是因为p53更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人多。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当时我就觉得，不要去做太热的东西，要尽量去找一些别人没注意到的，这才是真正的金矿所在。现在大家老觉得我发文章（的领域）很热，其实我刚开始做膜蛋白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当时它难，做的人不多，所以我才去做的。
问：我有看到你今年7月份要去参加第31届国际碳水化合物研讨会，这个会去的都是化学家，而你是场上唯二的两个生物学家之一。
颜宁：哎，说实话，其实我报名的时候只是想去给一个小报告，把我们最近那篇文章讲一讲。因为这种会上都是专家，我有很多问题想在现场向大家请教。结果我的报告成了主旨报告，搞得我就要真正地班门弄斧了。
颜宁：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是分子生物系的教授，但其实一直也都是化学系的兼职教授。这里面又涉及到你对生命的本质是怎么看待的。我一直在说，结构生物学做多了，你就会对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本质产生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做结构生物学，相当于是把生命打散了，变成一个一个的化学分子或者化学复合物，甭管是大是小，就算一个DNA，它也是化学的，是没有生命的，但它们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在几十亿年前，诶，它们组装出生命了。所以到底生命是如何起源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越来越对化学感兴趣就是这个原因。
李婷婷：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你的时候，你就说想做一些新的课题，想往可以增进对生命的认识的这个方向去努力。
颜宁：别提了，我还记得当时跟你聊完没多久，我就跑去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城市，参加了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特别认真、特别严肃的学术研讨会。我没给报告，就是去学。我发现做这个的人还挺多的，里面包括了Prebiotic chemistry（生命起源以前的化学），还有那种外太空或者说极端条件下某个小行星带里面可能的生命物质等等。
参加完那个会之后，我就意识到我那时候特别无知的一面，但也给我打开了一片天地。这么重要的问题一定会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那我就要想想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去另辟蹊径。与其去follow 别人的东西，不如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再进入。以前我做科研是有明确的目标，然后去实现它，那现在的目标如果是以发现为主，我反而就跟大家说，我们做科研你要脚踩西瓜皮，从专注地去解决问题变成我去发现问题，我去问出问题。
李婷婷：但另一方面，我从你的微博里感觉到，这些年你在原有的研究课题基础上不断深入，从解析其结构，到理解其机制，再进一步到药物研发，好像你做得也挺开心的。
颜宁：确实挺开心的。我以前总觉得做药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但因为做离子通道就发现，诶，这事儿离我没有那么遥远了，有这种实现的可能了。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药物是怎么作用的，那现在我能看到这个药物是这样作用的，如果它药效不是那么好，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优化一下呢？我觉得它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用的，那这个价值和科学上的突破真的很难说哪个更大。
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科研做到这一步了。钠离子通道、钙离子通道（的结构）都是我实验室第一个做出来的。人身体里面有9种钠离子通道，只有1个是其他实验室做的，还有1个谁都还没做出来，但我们实验室还在做。钙离子通道一共有10种，其中只有1个不是我实验室做出来的。就是你最开始连一个重要蛋白的结构都做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往下用结构去做药物开发？所以现在依据结构进行药物设计和验证就成为可能了。
我实验室2022年在PNAS上发的一篇文章我就觉得挺酷的。Nav1.8是九种钠离子通道的其中一种，它是一个重要的止疼药的靶点。去年制药公司Vertex针对Nav1.8做了一个小分子药，过了三期临床，效果很好，特别是能治疗因为糖尿病引发的疼痛，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一个非鸦片类的止痛药见到了曙光。
当时我们做出Nav1.8的结构的时候，通过非常漂亮的结构分析，就发现了它和其他钠离子通道不一样的一个点。后来我们实验室就在做另一个制药公司的一个先导化合物，想通过Nav1.8的结构去判断这药为什么对它会有特异性。结果我们发现，左右这个药物特异性的，竟然不在药物的结合位点，而是在离它很远的、不同的几个地方——它们竟然都控制着这个药物的特异性。这对制药是很有启示的。
李婷婷：那你现在有了很多行政事务之后，都是在什么时间段里做科研？
颜宁：做行政是有上下班时间的，我在深圳基本上上班时间就是用来处理这种行政事务。我自己的说法是，行政不加班，科研不限时。我希望能够把事情都集中在每天8小时、一周40小时之内处理完。基本上我下班就是快速吃个饭，然后剩下时间都是自己的，一周40小时之外全都可以是我的科研时间。
其实我是I人（注：在MBTI测试里，I人的意思是一个人相对内向）。虽然这个并不科学，但我也很诧异。仔细一想，我知道自己一个人待着比跟认识一堆陌生人让我开心得多，那种所谓的应酬我是发自内心的痛苦，就觉得手足无措，我得特别费力地去打起精神才能是一种很热情的状态，还是宅着比较舒服。
颜宁：必须的，我最近一次写文章就是熬到凌晨4点半。我好像真的是只有到晚上11点之后那个效率和脑子来写文章才是最佳状态。
颜宁：那我第二天就狂喝咖啡。我现在的睡眠时间不是以每天算的，我是以一周来算，就是我周末能补回来，到周末我能睡12个小时，我觉得这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
李婷婷：你在普林斯顿任教的时候，我们有聊到你和施一公老师的不同。你说他是一个心怀天下、对人类充满热爱的人，而你是一个相对有点游离的旁观者，虽然你也很入世，但你是一会儿观察、一会儿体验这种状态。所以后来你成为深圳医科院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我虽然觉得这是你会做的事，但还是挺诧异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颜宁：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不想欠债。我有时候老觉得人活着就是图个心安。回头看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然后这种幸运是因为有别人替我负重前行，对吧？比如施老师也是，他替一帮年轻人打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那我现在做行政我就知道了，这背后肯定要有人替你把这个机制建得特别好，然后帮你去把很多你没有想过的事情都处理好。我后来也理清了思路，就是说人的三个阶段，第一是要吸纳、学习，第二你要证明自己，第三就是输出，你要serve别人了。那时候我是觉得我到了一个该做更多公共服务的时候了。
其实仔细想的话，我从2014年就开始说“女科学家去哪了”，关注女科学家这个话题，在我心里面我是把它变成了我的一个责任，而不是为我自己摇旗呐喊。再往前，比如我在清华去管研究生的一些事务，我也可以只做教授，不管这些事，但我觉得人始终要承担一些责任的。这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变过。
李婷婷：这么说确实也是。但你在微博的签名上写的是“自由自在”。
颜宁：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还挺自由自在的啊。很神奇，大家就老觉得你做那么多事（之后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但是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你觉得我变了吗，也没有吧？我有一个原则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说我做的这个院长，本身是因为我的学术才请我来做院长的，那我跟学术界打交道可能更多，所以我做得更多的依旧是人才招聘、学生培养，包括一些体制的建立，都是在我相对来说还是很熟悉的圈子里面。但要是到了基建、后勤这些，我是有专门的副院长很专业地来主管这一摊。
颜宁：现在还好。我是挺感动的，因为深圳确实对我委以重任，然后政府的态度真的是做到了“有事必到，无事不扰”。你有问题我帮你解决，然后你做的时候我不就给你添乱。
李婷婷：像你本科在清华大学，博士、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又回了清华教书，接着又去了普林教书，原本我以为你更倾向于在一个你熟悉的环境里生活，结果你突然来了深圳。
颜宁：你不觉得我始终对很多事儿都是有点好奇的吗？就像你说的，我一会儿观察一会儿体验，那我跟它没有互动，我怎么观察呢？
李婷婷：那你到深圳已经一年半了，目前为止你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颜宁：还是在人才引进这一块。我有一次开玩笑说，深圳应该给我付巨额广告费，我用了十年的微博，最后全用来给深圳做广告了（笑）。学术界还是挺多人都知道颜宁这个人，所以我在招聘人才上面就有一点得天独厚的优势。
李婷婷：现在深圳医科院招的PI还是相对年轻一些的，那像资深的PI呢？
颜宁：短期内你必然看到的是以junior居多，因为senior做决定的过程还是很需要时间的。很多PI都拖家带口的，那他做的决定都是影响全家的决定。而且你要了解每一个人的诉求，你要为人家着想，你不是忽悠人家过来对吧？他看中的是你这边到底能提供什么。现在大家不是靠经费什么的（来吸引人），要真说经费，做得好的人他是不缺经费的。那靠什么呢？他看中的就是一个能够让他专心且有激励氛围的环境，我经常说“科研无忧”。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点，比如我们这边有转化中心，那他可能看中到我这儿转化可能会相对有机会了。还有人可能说，我家人上年纪了，我在国外，家人在国内，像对我来说（从美国回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家人多需要你，等到你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你就知道家人是什么意思了。
颜宁：我父母在这种事情上面，他们从来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他们从来都是问我愿不愿意。他们越这样，我就会越觉得，那我得问我自己，我最看重什么。
李婷婷：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有了行政职务之后，发微博的频次和内容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一般来说一个人身居高位后可能会减少公开发言，毕竟现在舆论环境还是挺复杂的。
颜宁：那你就想，我干什么事情我都要很开心才行，我一直说我在深圳很开心，这不也是其中之一嘛，对吧？如果我必须要违背本性做一些事情，那我还能开心吗？关键我发的微博也没有不妥之处吧。发微博对我来说其实是个休闲，是我的一个爱好，你让我改掉我也会很难受。我在上面记录一些东西，同时记录一下别人的反应，通过这种互动，其实又变成了我在感受（这个世界）。我也是第一次做院长，有时候还很任性，不按常理出牌，但我有我的风格，大家习惯就好。
李婷婷：那你现在一边当院长、当主任，然后一边做科研，同时好多学术报告你其实也没有放下，还得到处去跑。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有没有让你特别疲惫的时候？你通常怎么休息？
颜宁：我觉得在做不同的事情本身都是休息，让我疲惫的是持续不断只做一件事情。而且对我来说，动脑子本身其实并不累。现在我每天睡前还是会读会儿小说。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说好玩啊，不好玩我做它干嘛呀，他就觉得不可思议。
李婷婷：关于女性议题，我记得你说刚开始做科研的时候，你会躲开这些话题，因为你担心别人说你占了性别优势，你能讲一讲思想上转变的这个过程吗？
颜宁：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女性本身是个劣势，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谈这个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是去占便宜，那时候我很抵触科学家前面加一个“女”字的。我说没有劣势，也是因为我所在的环境一直都挺好的，不论清华还是普林斯顿。包括我一直在说普林斯顿有很多role models，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女性教授，实验室里也有很多女学生，你不觉得女性有任何做科研的劣势。
但是我做了教授以后，慢慢知道得多了才发现，为什么女孩子做教授的越来越少了。越往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她根本不是占便宜。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她生了孩子，像泵奶这种事，你就必须得找个地方，对这些没有办公室的博士、博士后们来说，这是不是就是事儿？好多地方都没有母婴室，还得去臭烘烘的卫生间。所以自从意识到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其实是有很多需要公平的地方之后，我才开始关注这个话题的。
李婷婷：我记得2015年之前你们实验室出来的PI没有一个是女性，现在数量有增加吗？
颜宁：我数数，大概五六个吧，但总体来说可能还是男孩子更多一点。
李婷婷：你在实验室里会有一些支持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举措之类的吗？
颜宁：（单独我实验室的）倒还没有，因为我等于是替大家都争取了母婴室，我在的楼基本上都有母婴室。然后我会告诉她们说，你们都是自由的。所以在我实验室里就一直是一个让人感觉到women friendly 这么一个环境，我觉得这很重要。
李婷婷：我记得你在一个论坛上说过，你接受深圳医科院院长这个行政职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好多院长、所长、校长都是男性，所以你说“与其抱怨，不如去做”。像你现在当了领导之后，你为打造一个女性友好的环境都做了哪些事？
颜宁：我都觉得我不是故意打造，而是不由自主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看一个会议的专家名单，我一看到自然就会说，唉，怎么都是男的，你就是下意识地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都不是很刻意的事情，而是你一眼就会看到什么东西是异常的。我觉得很多事情真正的原因是大家习以为然了，没有意识到这不对。在我们医科院，领导班子里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1，但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刻意去平衡。我觉得也许因为我是女性，就会有女性毛遂自荐上来了，然后一谈就一拍即合。
李婷婷：你发起的女科学家论坛现在已经办了九届了，每一届的主题都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届嘉宾全是你实验室出来的女性，还有一届请了几对科学家夫妻，加入了男性视角。这么多届讨论之后，你有什么比较大的收获吗？
颜宁：其实最开始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当你特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关注这一个话题。现在回头看就会觉得，诶，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意识到我要争取一些事情了，她不会再像我以前一样，觉得给自己挂上个女字就是在占便宜似的，我现在也不会这么想了。
第二个就是大家会更有信心。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她现在也做PI了，但最开始她刚来我实验室的时候就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PI，到了我实验室之后，看到那么多女性，包括我，她就会觉得，why not me？我怎么就不行了？所以你在一个特别好的环境里面，就会让人获得自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婷婷：那这次你获得了“2024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你觉得这一次获奖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颜宁：我肯定特别感激我的家人——我奶奶、我父母、还有我妹妹一家。他们对我那种支持和信任，让我觉得我真的是生活在一个超级有爱的家庭里，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事我做不成，从来不跟我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说的都是我们家孩子最好了。
然后要感谢我的高中化学老师，也就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关仪。你看我是有点我行我素的那种人，就是被关老师给鼓励出来的。她就是言传身教，经常说不是别人告诉你怎么样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你得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当时我化学特别好，然后她是化学老师，她说她判卷子的时候别人错了她就判错，要是颜宁错了，就得去看看是不是标准答案错了，结果有一次发现还真是标准答案错了（笑）。你看一个老师跟学生说这话，那我得是什么感觉啊，肯定特别自信。
还有要感谢施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得在一些关键节点上，比如我刚进普林斯顿大学读博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aim high，sky is the limit”（志存高远，一切皆有可能）。然后我2007年刚回到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多人说我是最年轻教授，但也伴随各种非议。一公就说，你别去跟人争论，你得强势崛起，你得靠实力。包括他创办西湖大学，虽然我是一个很游离的人，但是我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阶段性成功，还是挺受鼓舞的。
2007年我回国以后，我还得感谢王志珍老师、施蕴渝老师、匡廷云先生，这三位也是我的role model。匡先生已经90多岁了，王老师、施老师都是80多岁。她们那种气质，包括醉心学术的状态，还有在她们那种爱护女科学家、一定要为年轻的女科学家做点什么事儿的劲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还有张弥曼先生，之前的李方华先生，很多很多都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榜样。
我还没感谢完呢（笑）。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Shirley Tilghma。我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这个职位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唯一的女校长，她也是我所在系的教授。还有Trudi Schüpbach, Bonnie Bassler, Carol Robinson等等。还有赵南明老师、隋森芳老师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对我特别好的师长，我觉得我始终是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包括我的那些基友们，太多了，就长长的list。
李婷婷：那如果让你选一个关键词送给未来的女科学家们，你会选哪个？
颜宁：我的人生态度是向死而生，我就觉得所有人的终点都一样，所以很关键的是，你要享受过程，无论是挑战还是成就，它都是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尽情享受过程，然后往前看。
李婷婷：那你觉得目前国内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坚持科研的路上还面临着哪些切实的挑战？从政府、企业、家庭或者个人角度出发，可以为女性科技工作者更好的从事科研工作做出哪些帮助和支持，来改变科研界里男性和女性职业发展的“剪刀曲线”？
颜宁：其实现在比如说基金委，还有一些我知道的奖项，特别是专注于人才的项目，都已经把女性的申请年龄拓展了2-3岁，就等于是认可了女性在怀孕期间对于工作的打扰，这都是一些积极的努力。包括越来越多的机场、商场，甚至我们的工作场所、办公室、实验楼也都提供了母婴室。
但是你看我说来说去，这里面似乎都是跟怀孕有关，对吧？那你退一步想想，除了怀孕，男女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女性除了怀孕生理上会受影响，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特殊对待之外，其他的就该一视同仁。包括我为什么老说给爸爸放育儿假，就是爸爸也是要带孩子的，这些都是观念上的改变，不要以为是女的就应该怎么样。这才是真正地发自内心的平等。
李婷婷：最后还有一些来自于对科技感兴趣的中学女生们对你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研究中总是会付出许多沉默成本卡在某一环节上，不知道距离终点还有多远的情况，每当这时你会如何看待并解决？
颜宁：还是那句话，你是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对我来说，我始终是更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尝过两三年很压抑做不出来的那种痛苦，但也反而是这种时间最久、最难的课题，一旦做出来就越开心，记忆越深刻。也许因为我经历过了，所以我觉得不要紧，有时候前面压得越狠，后面真拿到结果的时候，你获得的所谓奖赏，就是心理上的那种满足感、成就感会更好。
那如果你说我到不了那关怎么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尤其是科学实验，只要你认真记录了，就会有正结果和负结果，但最怕的就是因为自己实验设计或者执行不到位，结果不可靠，模棱两可的反而是才是要命的。做实验本身它就是一个训练过程。
李婷婷：你是如何做到对于自己的领域保持持久的热情和专注，始终拥有科研的动力？
颜宁：我一直都把我的学术说成打游戏，就是通关打怪，当然我并不打游戏。我就是觉得这个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的，因为你始终有问题可问。就怕你问不出问题，那就无聊了。所以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是我愿意做。我不会异化做科研这件事，我做科研就是因为好玩。
李婷婷：你认为具有怎样的品质或特点的人适合进行科学研究？有很多品质和特点或许都可以后期培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李婷婷：一个学生说，我对很多学科都感兴趣，你认为应该如何确定哪些因素是我决定选择某一学科作为终身事业的关键？
颜宁：我觉得高中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还小，而且计划跟不上变化，那就保持兴趣，去挖掘自己热爱的东西，没必要去说现在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要给自己设限。我高中的时候还想我终身事业是做记者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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