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

加快探索基础研究多元投入的路径，在笔者看来，可以抓住以下几个维度集中发力。

全方位支持，政企加大科创投入

近年来，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08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4%；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2012年的4.8%提升至2022年的6.57%。其中，中央财政2022年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023.5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明显超过GDP增速。

地方基础研究意愿也明显增强，如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分别提出了“十四五”期间要达到17%、12%、10%和8%的目标，呈现出中央和地方协同、合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局面。

同时，企业投入和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也不断激发，“十四五”期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总额占中国研发经费总额的四分之三，企业呈现科技创新主体的角色。

此外，基金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企业，也积极探索联合基金、“揭榜挂帅”等新型组织模式。

优化支持结构，探索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政策供给

对照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无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经费支出比例稳定在15%、13%、18%和22%左右，在基础科研、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板块分布相对均匀。其中，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支出比例近年来稳定在6%以上。

可见，基础研究支持结构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在国家财政支持、区域地方政府基础研究投入的基础上，企业、社会组织、校友、私人、基金等社会化支持模式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和规模。我国研发资金主要集中在实验开发的后端部分，基础研究、科技设施投资比例相对较低。

就基础研究来源主体结构而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自中央财政比例与美国基本持平，地方财政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大约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企业研发投入基础研究比例不足美国十分之一、社会捐赠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比例不到美国百分之一。

当下，我国正处于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要聚焦优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高水平原创基础策源，建立基础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首先，要聚焦新质生产力新动能新赛道，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科研多元支持。要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基础研究联动机制。比如，可推动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研究基金或行动计划，引导各类学术力量聚焦区域创新及人才高地建设，开展引领性跨学科交叉原创科研。

要支持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创新发展与新产业布局方向需求，大胆探索激发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政策供给，在现有企业基础研究税费加计扣除、创新券等基础上，探索税收抵免、向后递延抵扣、购买成果服务等政策试点。

在创新组织模式方面，要强化“企业出题”、“政府张榜”、“揭榜挂帅”、科技悬赏等组织模式，鼓励科技创新领军企业和行业组织设立基础探索基金、创新联合基金、基础科研成果转化基金、基础科研成果与人才奖励计划等，不断拓展企业参与和投入基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完善科技激励体系，夯实基础研究人才沃土

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就高校、科研院所等接受社会捐赠支持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与配套措施方面，可围绕基础研究接受基金捐赠渠道、捐赠流程与财务规范、资金使用监管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社会力量设立基础科研捐赠的免税等激励体系制度还需进一步研究，非营利组织捐赠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和参与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放眼全球，世界各类科技基金或奖项主要来自政产学三方力量独立或合作资助。大部分奖金来自于学会、协会与基金会，其中，个人捐赠及遗产占到了基金类奖项60%以上，大型企业及企业家近年来捐赠学术大奖资助规模增加明显。如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员计划，作为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提出“选人而不是项目”的理念，致力于发掘具有在未来做出原创性和创造性贡献巨大潜力的中青年科学家。每人在可续签的七年任期内获得约900万美元的支持，鼓励支持其从事学术前沿有高风险、高影响力、原创性重大问题，七年后通过科学审查者将获得二轮聘期，不通过也能得到两年的解聘缓冲期。2000年以来，该资助体系科学家中已有20余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创造力和成就已获得各界的广泛认可。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高校应进一步夯实基础研究与基础人才沃土，形成基础研究多元支持结构。支持社会以捐赠、设立科学基金、科学奖励等方式加强基础研究。高校还可以通过鼓励优势学术单位、社会组织发起设区域或国际性科技奖，提升奖励“稀缺性”和识别优先权作用，支持“社会出资、同行评选”，引入第三方运营，确保资金管理的独立性和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