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建筑学院士的“隐藏身份”

 

马国馨篆刻图章。

82岁的马国馨在展板前摆出40岁在丹下事务所研修时的同一拍照姿势。

马国馨部分著作封面。

1977年，马国馨在毛主席纪念堂前。

马国馨的毛主席纪念堂试做方案图。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供图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北京首都机场T2号航站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1994年被授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公众熟知的建筑师这一重身份上，马国馨交出的成绩单闪闪发亮。

但很少有人知道，马国馨还有另一重“隐藏身份”——笔耕不辍的“作家”。82岁的他迄今写作了数百万字，编撰出版了36本书。

在这张成绩单上，不仅有建筑学专业书籍《丹下健三》《日本建筑论稿》《体育建筑论稿：从亚运到奥运》《建筑求索论稿》《环境城市论稿》，有摄影集《清华学人剪影》、习诗集《学步余稿》《学步续稿》，还有回忆故人往事的《难忘清华》《东瀛札记》《礼士路札记》《南礼士路62号——半个世纪建院情》等。

前不久，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等策划的“马国馨：设计生涯建筑文化图书展”在天津大学举办。参观者甚至包括老朋友，都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他有如此丰富的著述。更让人感叹的是，马国馨是在60岁淡出一线后才“转换赛道”、进入写作“爆发期”的。

看完展览，马国馨的一位老朋友颇为感慨，她说自己刚退休，前不久90岁的老父亲去世了，“很悲观，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但现在“感觉自己还能干很多事，因为60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南礼士路62号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院），是马国馨建筑设计生涯的起点。第一次走进马国馨办公室的人，即使对“马院士的办公室像仓库”早有耳闻，也不免因眼前的情形怔住——办公桌上的文件、书籍、卡片堆积成小山，三面墙的书架被塞得满满当当，沙发上、地上目之所及全是书。

当然，也正是身处其中，才会恍然大悟，这正是那数百万字、36本书背后的支撑。尽管乱，无论聊到哪儿，马国馨总能迅速地从这间“资料库”里将上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记录的大事记本、半个世纪前建筑界前辈的来信、40多年前在日本访学时拍摄的照片等一一找出来。

听马国馨讲故事，会发现这位见证过历史的老人年轻得很，充满活力，更有着如今年轻人最为羡慕的“松弛感”。

他幽默有趣，爱笑更会说笑，时不时抛出一句民间俗语或是一件逸闻趣事，让人不禁捧腹。

他兴趣广泛，篆刻、摄影、写打油诗、吹萨克斯样样都尝试，对于爱好，他不追求专业，他说，“游戏心态，没戏就撤”。

他真实坦诚，书中不仅记录自己设计地标性建筑的往事，还写了诸多未中标的项目。他提及亚运会主会场出彩的设计“被砍掉”，心中极为不平，甚至想要 “拍桌子”；也提及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没交给中国人来做，至今耿耿于怀。

说到写书、出书，马国馨爽朗一笑：“没多少人看，我知道，我也上图书网站看销量。所以特别感激《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主编金磊、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多年帮助我出书，我的书不挣钱。”

但销量并不影响马国馨写书的热情。近期，马国馨正快马加鞭整理他与许多中国一代、二代建筑设计师的来往书信、照片等。即便是凌晨一两点，只要想起什么就往书房钻。

“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有三种理解，第一是自然寿命，第二是活在他人的回忆里，第三是活在书中。”马国馨说，“书比人长寿，费正清给赵家璧书信中的这句话鼓舞了我，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如果我的书能给读者一点启发，我就心满意足了。”

书比人长寿

《中国科学报》：您在35年出版了36本书，其中大部分是在60岁之后写的，为什么在60岁后“转换赛道”写书呢？

马国馨：首先要说清楚，36本书包括了我参与编辑的书，实际上我写了29本。笼统地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美国学者费正清给中国著名编辑家赵家璧的书信中说，书比人长寿。我觉得很有道理，当一个人去世，最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是他的著作和思想。所以我现在自己写书，也经常劝人写书，咱立功立德做不了，起码算是一家之言。这是其一。

其二，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说，我们年轻时不断耕耘，60岁以后是收获的时候。我的老师、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的成果大多是60岁以后出来的。过去几十年，我设计了很多项目，记录了不少文字、图片，积累了一些经验，是应该静下心来总结梳理了。

其三，建筑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60岁以后应该把更多的工作机会让给年轻同志，让他们去展现、去独当一面。当然我还有点私心，我想留下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建筑设计的最后成果可能归功于领头者，但大家的成果我不好意思全归在自己身上。而写书不一样，是个人行为，著作权是自己的，所以我写得很起劲。

《中国科学报》：从您的回忆录中看出您很爱书，不仅写书，还爱看书，甚至抄书，您还给夫人抄过毛衣织法和菜谱。

马国馨：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相信这一条。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在系图书馆看书也没什么目的，看到有趣的就抄在小本上，记得光是各种小汽车的造型我就抄了一本。

毕业分到北京院赶上“文革”，从1967年1月起，我被安排每天晚上在院里巡逻值班，白天休息，没有正经的设计任务。可我也要找点儿事情干，就买了不少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价格非常便宜，但是文章没有注释，注释只在《鲁迅全集》上。于是我借来《鲁迅全集》，把注释逐条抄在单行本上，字非常小，费了不少时间。

我手抄了一本《四书》，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正文和注释都用小字抄出，那时我担心这种好书永远见不着了，就想手抄一本留着。

我还手绘过厚厚的一本中国传统窗格和花纹图集，包括冰裂纹、方胜纹、步步锦、万字纹、龟背锦以及门窗格中的斜棂、直棂、三交六椀菱花等。

结婚以后，有同事拿来一本香港地区出版的《毛线棒针花样大全》，里面介绍了各种毛衣花样的织法和钩针的要领，附有详细的图解。我把其中的花纹和针法全部用透明纸描下来，贴成了一大本。另外，我还抄了不少菜谱和偏方，也是消磨时间。

1981年，我被派去日本研修。日本的书五花八门，我休息日每次去图书馆都从早上10点看到下午4点多，两年里，做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每次都有所收获。当时我还在新桥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看到一个无人售书的长廊，摆的全是二手书，大多是袖珍本口袋书，我在这里买了一批书，井上清的《日本的历史》、家永三郎的《日本文化史》、柴田德卫的《回顾世界的城市》等，这些书在我后来回国撰写博士论文时发挥了不少作用。

设计生涯中“高光时刻”

《中国科学报》：您曾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在《南礼士路的回忆——我的设计生涯》一书中，看到当时您写了非常详细的日记，请您分享一下这段特殊的经历。

马国馨：当时毛主席纪念堂是保密工程，我们1976年11月16日搬到工地现场，我从17日开始用保密笔记本，最后都上交了。书中收录的是1976年9月9日至11月16日的工作记录，是我作为基层设计人员的记录和观察。

1976年9月9日，我正在前三门工地工作，下午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10日晚，我被北京院召回参加方案前期准备和试做。14日，全国各省份设计人员会集于前门饭店后，纪念堂方案设计工作正式开始。

当年参加设计的有很多建筑大家，杨廷宝、陈植、洪青、戴念慈、吴良镛等，其中不少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建筑界前辈。据统计，纪念堂方案前后共做过近600个。在选址上，设想过在香山、玉泉山、天安门等地，最后选在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总体方案要求“建筑坚固适用，庄严肃穆、美观大方，有中国自己的风格，方便群众瞻仰，利于遗体保护”。整个方案的设计过程经过了六个阶段，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选定。

我主要负责平、剖面等基本图纸的绘制。图纸完成后，我们转到现场配合施工。

纪念堂的设计和建设，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大家日夜奋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35年后，纪念堂为筹备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而绿化改造，邀请我开会，再次造访，感慨万千。

《中国科学报》：记日记的习惯您一直都有吗？都是什么时候记录？

马国馨：每天吃过早饭后，我会回顾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并记录下来。我不仅记日记，还做大事年表，每年年末我会根据日记按月份将重要的事情列出一两页纸，包括我参加过的重要会议、设计过的项目等。1966年我参加工作后，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中国科学报》：1990年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由您主持设计的，这一体育设施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我看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可能还圆得更好一点”的评价，请您谈谈这个项目。

马国馨：1983年我从日本回国，领导已得到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消息，便让我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1983年到1990年，这8年时间我都奉献给了亚运会。

起初，主体育中心是否新建，以及建在哪里是主要问题，原因是资金紧张，最终确定主会场仍利用原有的工人体育场，在新建的北郊体育中心仅设一个可容纳2万人的体育场。后来包括亚运村等在内的设计方案也经过了反复报送和讨论，原因同样是资金紧张。在做了一系列可行性研究等准备后，1986年2月，北京院亚运会工程设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我负责总体设计。

总的来说，还是有突破。我们采用了围绕中心半月形水面呈弧线向中心布置的格局，专家们认为“构思新颖，功能合理，在设计思想上有较大突破”。现在这种较为自由的布置手法已司空见惯，但当时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环境设计，包括绿化设计、景观设计、无障碍设计等，我在国外研修时收集了不少资料，设计时有意识地想创造一个具有时代特点、有个性、有特色的环境，亚运会的雕塑创作成为北京市城雕历史的重要成果。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资金等缺乏，当初“以馆养馆”的设想没有实现。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中国科学报》：您做了很多有“显示度”的项目，但您的第一个项目是自行车棚和公厕，这给您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马国馨：我做的第一个项目不是自行车棚和公厕，是公路。清华的毕业设计讲究“真刀真枪”。1964年，我们去四川绵阳的山里进行三线建设，做公路设计完全从零开始。我边看边学，一点点找资料，最后独立完成了设计任务。

第一个工程做测绘、画地形图与在学校学的没有一点关系，但工作需要。这说明什么，在学校的几年只是打基础，并非所有的都学会了，进入社会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还要不断学习、适应。

我1966年到北京院，因为特殊时期，3年后才接手第一个工程，设计人民日报社宿舍的自行车棚和公厕，面积是87平方米，公厕是男女各一个坑位，我真的是全力以赴。

只有把上级交办的每一个小活干好了，才能取得上级、同事和业主的信任，才能形成默契的团队，往后才有可能设计难度更高、规模更大的工程，这是我的心得。

《中国科学报》：在众多设计当中，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马国馨：建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你问哪个活儿好，我觉得哪个活儿都不好。

建筑师的成长道路，就是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过程。在每一次建筑设计过程中，建筑师首先要有理想、“胡思乱想”，才能创造出东西。随着工程的推进，具体操作还是要面对现实，比如是否符合国情、经济，符合城市环境、业主的要求。有时很无奈，但这些“现实”会成为你的阅历。

比如奥体中心设计，由于资金紧张，在场馆建设的规模、建筑标准、材料和设备使用等方面都控制得很严。越到最后资金控制得越严，由于比赛设施主体结构早已完成，总图中的一些设想只能“胎死腹中”。我们费了好大劲儿完成的“最出彩”的设计无法付诸实践，内心不平可想而知。当时的总指挥安慰我，“设计已经实现了百分之七八十，也应该满意了”。

“别说一致同意就行”

《中国科学报》：您写过很多建筑评论，为什么书中还收录一些建筑评审意见，比如对“鸟巢”、国家大剧院等设计的不同意见？

马国馨：这也是一种负责任记录历史的态度。

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设计，我至今都觉得遗憾——主会场不是中国人独立设计的。当时“鸟巢”设计者是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我认为不能只看名气，关键看活儿好不好。

另外，奥运场馆的建设对于建筑设计和施工行业来说，是一个展现和提高水准的极好机会，奥运举办国都是利用这一机会展示本国在建筑设计上的水准，我们却错过了这大好机遇。从建筑设计本身来说，当时中国建筑师提出的方案也有独特的创意。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2022年冬奥会所有的设计和施工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都挺好的。

在评审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时，我有不同意见，写过文字报告。央视新台址可行性研究，请了7位建筑专家，6位同意，我不同意并写了文字报告，我说汇报时，你们别说一致同意就行。

《中国科学报》：但是这些方案最后还是付诸实施了，您怎么看？

马国馨：我觉得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是一孔之见。上述谈到的是重大工程，影响太大。那时社会发展处在转型期，建筑界出现了价值观混乱的现象，一些建筑没有遵循符合国情的、最基本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

意见没有被采纳，我认为很正常，因为决策者掌握了更宏观的信息，我不见得掌握了真理，只是从技术等局部出发，所以意见仅供参考。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科学报》：除了专业书，您还写了《难忘清华》《礼士路札记》等，书中很多关于同学、同事、同行业的人物小传，为什么喜欢写这个类型的文章？

马国馨：我的出发点是希望为我接触过的人物留下一份记录。比如张镈先生，他曾是北京院的总建筑师，为首都留下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友谊宾馆等经典作品，可我发现“人走茶凉”，随着时间流逝，记得他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写了一篇《长留念记在人间》的回忆文章，也是做一点小事。

我受到清华老校友、摄影家张祖道作品的启发，还出了几本人物摄影集。自这几本摄影小册子出版以来，其中收录的人物已先后有170人去世，这说明留存各种人物形象的必要性。

我正在整理与中国一些一代、二代建筑设计师的来往书信、照片等，这也是历史的一个侧面。有时想起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是凌晨一两点，我都按捺不住往书房里钻。

除了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我认为每一个人物都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过去我们梳理历史，可能重在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现在开始做单位的历史、集体的历史，如果加上家族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就更为完整、形成闭环。

《中国科学报》：您凌晨一两点还能工作，难怪很多年轻人羡慕您的工作劲头和状态！

马国馨：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完成了这个目标。这与大学时的锻炼分不开，跑步、杠铃、双杠我都练过。工作以后就是“吃老本”，现在老本也快“吃完了”，各种病来了，我戏称自己“四高山人”。尤其现在我又有帕金森病，写字很困难，不过有年轻人教会了我“语音转文字”。

过了70岁就是添病的时候，医疗专家主张“带病生活”，我对此并没有太多惊恐，这是自然规律，只是感觉生活和工作有点不便。季羡林在文章中说，北大教授是按年龄顺序排队迈向八宝山的，我就记住他说的一条，决不抢先加塞儿！

《中国科学报》 (2024-04-19 第4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