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合举报导师存在师德失范问题，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博学生联名举报导师存在学术造假行为……诸如此类的学术圈“丑闻”接连发生，让外界不得不发问：学生为何会被逼到联名举报导师？学生为何会沦为导师的“廉价劳动力”？有些“杂活”该不该干，导师和学生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让“导生关系”回到正轨？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特聘研究员王伯承，探究问题背后的种种成因。王伯承在撰写的《“导生关系”失序的学术道德风险诱发、逻辑机理及应对》论文中指出，诸多学术不端案例越来越表明，研究生培养过程当中的师生关系失序是滋生学术道德风险的重要源头之一。

“导生关系”为何出现异化？

澎湃新闻：为什么研究生要被逼到联名举报导师，事情才能得到重视和解决，这反映了什么？

王伯承：这其实反映了研究生相对于导师而言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可能学生平时在课题组里也吐槽了，到学院或学校也反映了，但因为声音微弱，没有得到重视或有效回应，以致于学生不得不采取相对极端的方式来维权。通过在网络上曝光，希望得到舆论的关注，试图把事情“闹大”从而推动事情的解决。因此现在高校特别强调对师风师德的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指出，在异化的“导生关系”中，学生自嘲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实验室里的“科研工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王伯承：从根源上看，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师生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尤其到了硕博阶段，师生关系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书育人，而是走向半社会化的互惠关系。就像我在论文中总结的，谋求利益是“导生关系”失序的基础，得失计算是衡量“导生关系”失序的尺度，交换需求是“导生关系”失序的本质。各自过度过分强调自身的利益诉求是“导生关系”异化的原因。

其次，部分导师存在师风师德问题。站在导师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既然帮学生提升了学历，学生就理所应当要给予回馈，让学生帮忙干活是应该的。但凡事有个度，压榨剥削学生，把学生变成自己的“佣人”，而且没有支付相应的报酬，这偏离了教育的根本。

研究生跟本科教育不太一样，科研工作不仅是一项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需要高强度、持续性的投入，这是客观的事实，因此优秀的研究生一般都很勤奋，或者特别辛苦。在这种情况下，导师更应该多关心学生，做一个有情怀的教育者。

澎湃新闻：很多硕博士一边面临着学业科研的压力，另一边年龄渐长，收入较低，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伯承：这个矛盾要分专业、分学科、分地域。如果导师的科研经费比较充裕，学生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有些专业特别是文科专业，经费非常紧缺。有些学校也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例如导师如果没有课题，没有经费，不允许带学生。譬如以文科为例，如果招一位硕士，必须保证每年能支付5000元-1万元的科研津贴，招一位博士，必须保证每年能给1万元-2万元；另外国家给博士生发的基础补贴，每个月约有两三千元，加起来博士每个月的总收入大抵都能达到3000元以上，理工科可能更高一些。总体来看，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校的科研津贴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更高。当然，如果按照社会工资标准来看，可能学生确实算是“廉价劳动力”。但学生毕竟还处于学习的阶段，还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很难按照社会的工资标准来开，但老师不能随意克扣学生的待遇。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导师和学生是互惠的关系，互相帮忙是很正常的。但在多位学生的举报信中，都提到了要帮导师干很多“杂活”，例如取快递、接孩子、打饭、打扫卫生等等之类的生活琐事。这些忙到底应不应该帮，双方的界线在哪里？

王伯承：这些事情都属于私人生活，跟科研工作毫不相关。如果是偶尔帮一下，例如导师开会、加班没空，请学生帮忙带饭；或者去导师办公室途中刚好路过快递站，顺便帮忙拿一下快递，这些都可以理解，就像宿舍同学之间互相帮忙打饭一样。但如果频率太高，老师经常提这种需求，那就很过分了。研究生的第一任务还是要做科学研究，老师要加强师风师德的建设，不要过多去麻烦学生，要有边界感，不要频繁让学生去做一些和科研工作无关的生活琐事。

如何让“导生关系”回到正轨？

澎湃新闻：“导生关系”失序频发背后，存在哪些制度漏洞？

王伯承：“导生关系”失序本质上是权力不对等导致的以权谋私。导师负责制之下，学生从入校到毕业，凡事都需要导师签字，导师从分配科研资源，到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都拥有绝对的权威。检视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主要看三方面：

一，关于师德师风的制度建设是否明确和完善；二，学校能否第一时间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理，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三，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制度的监督能否顺利进行。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流于形式。其现实后果就是“要么不出事，要么一出事就是大事”。

澎湃新闻：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堵住漏洞，让“导生关系”回到正轨？

王伯承：想要“导生关系”回归正轨，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责无旁贷，同时学生也要进行相应的再教育，加强跟导师沟通。

一方面要完善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制度。在实践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生与导师很难实现完全满意的双选，例如有些导师的名额较多，可以带很多研究生，而有些年轻老师只能带一两个研究生；有的导师科研成果不多，学术造诣一般，很多学生不愿意选择，出现名额空缺，只能从其他老师那里调剂几名学生过来填补。学校应该尽量完善双选制度，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愿。

另一方面要建立导生利益管理和申诉制度。在本科生阶段，学校会设有评教的环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这是监督老师的一种方式。研究生阶段，如何实施相应的监督评价机制，我觉得还是有所欠缺的。学校应该实施师生关系考评常态化，例如每学期都设有老师和学生互评的机制。学生有问题及时跟导师反馈，如果学生遇到不满，可以向导师、学院领导、研究生主管部门等投诉，这样就可以将最后的舆情风险消弭于萌芽状态。

澎湃新闻：对于改善“导生关系”，您还有哪些建议？

王伯承：我们还是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导生关系”，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也不要因为偶尔出现一些舆论事件，就过分解读、妖魔化“导生关系”，不要把师生关系想得太复杂。导师和研究生之间还是应该秉持正常的师生人际交往理念，即以科研和学业为基础，老师要悉心指导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学生也要尊敬老师、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研究生培养单位及其管理者而言，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导师的师德师风建设，狠抓落实；同时对研究生也实施相关教育和引导，明晰师生关系边界，研究生把科研与学习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人生规划跟国家需求、社会发展相结合，努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