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北京150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一座开馆刚一个月的博物馆每天放票后几分钟就售罄，馆内每两周一次的公益讲座也是一票难求，游客不仅有河北地区的，还有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如此热度，已经超出了该馆名誉馆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的预期。

这座博物馆的来历有些特别，它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共建的中国古动物馆分馆，也是有着900多万人口的保定市的第一座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因其依托于古脊椎所建立，丰富的藏品和展品资源让它成为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

美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说：“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周忠和相信，对大自然的好奇和探索是这座博物馆能吸引这么多游客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仅仅是对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抱有热情是不够的。”周忠和认为，一座好的自然博物馆还要提供科学叙事、审美展示和人文关怀。

中华猛龙标本。胡珉琦/摄

小朋友参观中华猛龙标本。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古脊椎所供图

博物学与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的英文名是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而Natural History的意思就是博物学。”

1月31日，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报告厅里，周忠和作了一场有关自然博物馆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的科普报告。

许多人不知道，自然博物馆是因博物学而诞生的。博物学是对自然的记述、系统的解释，而自然博物馆给了博物学一个集中展示的空间。

“自然博物馆和博物学家有很深的渊源，他们为今天的自然博物馆和科普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周忠和介绍说。

在德国柏林自然博物馆（亦称洪堡博物馆），有德国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制作的数千种、数万件标本，其中包括大量的新物种，它还深刻地影响了达尔文；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由英国博物学家欧文担任首任馆长，馆内收藏了许多达尔文采集的标本……

在中国，法国神父、博物学家韩伯禄创立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徐家汇博物院；同样是法国博物学家的桑志华创立了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北疆博物院；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发起创建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常有观点认为博物学是‘过时’的学问。”周忠和指出。

被称为达尔文之后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几乎用自己的一生去印证博物学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正是源自人类的“亲生命性”。

在他的带动下，博物学又开始发挥它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在人类遭遇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呼唤博物学的回归。

“在当下，自然博物馆应当成为弘扬博物学理念的重要阵地，而博物学的复兴又能成为推动自然博物馆发展的动力。”不过，周忠和提到，无论是博物学还是自然博物馆，都需要融入更多的科学态度。

事实上，在19世纪的欧洲，博物学的巅峰时代孕育出了现代科学，催生了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诸多学科分支。“到了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博物学的诠释，除了要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现象认识的热情需要外，还要展示其科学性和思想性的一面。”周忠和谈到，比如“综合进化论”，它融合了自然选择理论、遗传学、古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为的是向人们解释这个五彩缤纷的自然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对自然博物馆而言，化石是讲述这个深度故事的重要载体。

以“演化”为主线的博物馆

周忠和说，美国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中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地球上的生命故事书写在岩石之中，可惜这本“历史之书”已经被撕碎揉烂，仅存的几页也散落四方，然而它终究还在那里，最为重要的部分还清晰可见，古生物学家则是不知疲倦地拼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演化证据……

通常在自然博物馆中，除了地质、现代生物的展陈外，古生物也会占据一席之地，尤其是恐龙和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骨架，都是最吸睛的存在。但由于化石的稀缺性，古生物展品的数量、规模往往都不是最大的。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以化石为载体，集中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以及演化论知识的专题博物馆。“它以演化为展览主线，展示了从鱼到人的全部过程，科学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是非常高的。”古脊椎所副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学术副馆长赵祺告诉《中国科学报》。

展陈的起点是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到了“远古海洋”展厅，重点讲述脊椎的现身、颌的出现、由水到陆的生命变革。

四足动物登陆后主要分成了两大支，一支是爬行动物，一支是哺乳动物。在“恐龙帝国”展厅，以中生代为主要舞台，讲述了恐龙家族在三叠纪出现后，经历侏罗纪发展壮大，白垩纪高度分化，其中一支演化成为今日蓝天的主人——鸟类的发展历程。

白垩纪末期的生物大灭绝事件结束了中生代的恐龙纪元，哺乳动物从恐龙的阴影下走出，迅速开枝散叶。在“哺乳新生”展厅，展示了躲过浩劫的哺乳动物在新生代辐射演化的过程，以及人类崛起逐渐直立行走的过程。

从鱼到人长达5亿多年的演化史中，发生过多次重大节点事件，生命就是通过一次次节点事件得以跃升。赵祺说：“如果你仔细看展览就会发现，这里展示了许多这样的节点事件，它们串联在一起，就是一本脊椎动物演化的‘教科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自然博物馆还设有一个特别展厅：灭绝之殇。它不仅展现了60多种已灭绝生物的形象，更通过对入侵生物和动物制品的展示，阐述生物入侵给我国本土生物物种多样性带来的严重威胁，揭示出人类对大自然和生态系统的伤害，启示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任重道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者刘华杰曾经提到，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此，周忠和十分赞同，“自然博物馆应该关注人文与社会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可以运用新技术警示人们更多自然的原始状况以及遭受破坏的现状”。

让自然博物馆“活”起来

纵观全国，各地的自然博物馆建设并未完全普及。赵祺特别提到，目前并不是每个省份都有省一级的自然博物馆，有些省级自然博物馆脱胎于原来的地质博物馆，藏品和展品比较缺乏系统性。另外，大部分自然博物馆仍停留在展示丰富多彩的标本层面，很少挖掘、提升背后的科学和人文内涵，这是自然博物馆发展初级阶段的特点。

赵祺解释，这一现状背后的根源是由于国内绝大多数自然博物馆缺乏研究馆员和科学研究作为支撑，“这就等于切断了自然博物馆的生命线”。在国外，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科研和展示三者是互为支撑、缺一不可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标本的更新升级以及布展的科学性。

“未来国内自然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博物学家或者科学家的深度参与，无论是提供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还是参与策展、讲解或是科普研讨等。”周忠和强调。

古脊椎所所长邓涛介绍，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建馆之初就树立了“学术立馆”的工作导向，确保馆内藏品的多样化、丰富化、系列化，并且把生物演化与人类起源的最新科研成果通过一个个展览推向公众，使其成为一个“活”的博物馆。

科普，是古生物学这门基础学科发挥社会功能最重要的阵地。赵祺表示，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作为古脊椎所最重要的一个科普窗口，不仅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还将把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与博物馆科普结合起来，壮大并延续这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