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父亲第一次到访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都很温柔和善良，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日前，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儿子、日本茨城大学理学院原院长坂田文彦教授在访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时分享了一个细节。

坂田昌一是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因其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基本粒子“坂田模型”而享誉全球。坂田昌一的学生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坂田昌一积极推进中日学术交流，曾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数次访华参与学术探讨，促进了中日科学家之间的友好交流。

坂田文彦（左一）访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王树正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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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田文彦不仅继承了其父坂田昌一严谨的科学精神，更希望进一步传播与加深中日两国的诚挚深厚的友谊和学术交往。在访问期间，坂田文彦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回顾了父亲对推动双方友好学术交流所作的贡献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他希望中日友好学术交流长久持续且日益深化。

《中国科学报》：坂田昌一教授以其开创性的“坂田模型”而闻名。他是如何启发你开展粒子物理研究的？

坂田文彦：当我进入京都大学时，我父亲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学生Marumori教授，Marumori教授的专业是核物理，刚从哥本哈根回来。我父亲还告诉我，1954年他访问哥本哈根时，尼尔斯·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正在攻读核理论博士学位。

我父亲有时会谈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比如对立统一与冲突的规律、数量转化为质量的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等。

父亲对我的职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启发我，尽管核子之间的联系是由核力赋予的，但在许多核子聚集的多体系统中，会出现各种运动，我想发展一个场论来描述它们（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中国科学报》：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求学和研究经历，你所专攻的原子核物理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坂田文彦：我在日本京都大学理学院开始核物理学的学习，然后在九州大学理学院研究生院开始研究工作。之后，我在东京大学核研究所担任青年研究员，第二年我成为一名正式研究人员，从此在这里工作了大约25年。随后，我入职并搬到茨城大学。

我所从事的核物理学研究需要发展一种新的理论，来描述有限核子多体系统的集体运动。即使我们把核子间的作用力理解为一种基本过程，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理解多体系统的各种状态。特别是，描述远离稳定基态的多体系统的大幅度集体运动（这项工作是在1980年与益川敏英等人共同完成的），是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和量子化学以及探索生命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在我看来，400多年的物理学发展史是探索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规律之间的矛盾，并将它们统一成更深层次的基本规律的过程。当前，粒子物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统一理论。然而，三个或更多体的牛顿方程仍无法解析求解。不过我相信，未来使用超快计算机和我们尚不知道的新的数学工具进行各种研究或许能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科学报》：你的父亲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他是怎么培养学生的？

坂田文彦：当小林诚和益川敏英还是研究生时，我父亲担任着日本学术会议成员等职务，工作比较繁忙，他只参加每周的实验室会议并发表意见。在日常工作中，他把研究生的教育留给了实验室的副教授和助理。

当时，京都大学基础物理学研究所定期举办名为“基本粒子的模型和结构”的长期研究研讨会，我父亲实验室的博士生也都前往京都听他的演讲报告。在我父亲去世很久之后，益川敏英告诉我，在实验室里与父亲的定期会面只是闲聊，不是教育培养，而他在汤川纪念馆的讲座非常精彩，鼓舞人心。

《中国科学报》：你父亲在加强日中科技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的印象如何？

坂田文彦：1956年，我父亲第一次从莫斯科飞往北京，待了大约四周。后来他在日记中写到了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都很温柔和善良，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

1978年，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成立，由我父亲的密友有山兼孝担任主席。该协会拥有约250名会员，促进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各种科技交流。我看到，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的科技文化的发展在与世界的科技交流合作中得到了迅猛发展。

《中国科学报》：中日两国过去科技合作的良好经验是什么？未来在理论物理等领域可开展怎样的合作？

坂田文彦：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我们需要承认分歧并相互合作，弥补彼此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弱点，努力在理论物理领域达成新的认识。

我认为，这种合作关系也应扩大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理论物理学等基础科学领域没有国界。历史告诉我们，走开放交流的道路才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