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仙辉院士：坚定的“毒舌”导师，却爱给学生做红烧肉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王敏 孙滔

作为凝聚态物理学家，陈仙辉早已荣誉等身，但这次不一样。

9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仙辉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30多年来，无论科研攻关、工作任务多繁忙，他几乎从未间断过上讲台授课。他说：“我喜欢教学，喜欢与学生交流，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心情更加愉悦了。”

他说：“教书育人是教师最核心的任务。以种种理由不教书的老师，不称职。”

他说：“教基础课的老师用大量PPT演示，不写板书。我不赞同。”

他既是“毒舌”导师，会毫不客气指出学生或年轻教授的问题，也会对学生嘘寒问暖，甚至亲自做红烧肉给大家吃。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陈仙辉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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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你的心情和感受如何？在诸多的奖项和荣誉中，“全国模范教师”荣誉在你心目中占据了什么位置？

陈仙辉：

今年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作为一名教师，能够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我感到非常荣耀。这是对我30多年教学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此前我获得的荣誉以科研成果为主，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马蒂亚斯奖、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而这次是我真正以教师的身份获奖。

高校教师除了教书育人，还需要具备非常强的科研能力。这些年在科研上取得的一些成果，使我在教书过程中更得心应手，也把前沿知识融入课堂，因此学生对我教学的评价还不错。我想这可能是这次我获得称号的一方面原因。

《中国科学报》：请分享多年来的教育心得，以及这些经验是如何演化发展而来的？

陈仙辉：

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首先是要热爱这个职业，其次要知道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当今世界的竞争，背后一定是人才的竞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的责任重大，也很光荣。

我喜欢教学，喜欢与学生交流，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心情更加愉悦。

有人会问我为何能坚持17年教一门课程（《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答案是温故而知新。随着自己科研阅历的丰富和能力的提高，回头再看以前课本的知识，总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对某些概念和图像总能有新的心得和领悟。这些体会和领悟反过来可以充实课堂教学，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每次讲完课，我自己都有很大收获。这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中国科学报》：你现在每周要上多少节课？分别是哪些课程？

陈仙辉：

正常情况下，我每周上两次课，一次课两个学时。之前我主要教《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热学》《超导物理》，现在主要是讲《凝聚态物理前沿》课程。

以种种理由不教课的老师，不称职

《中国科学报》：从1996年开始为本科生授课，你还记得当初登上讲台授课的场景吗？

陈仙辉：

1996年，我开始给本科生上《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上课前，我手写了3本教案。上课时，我全部手写板书，没有用过一张PPT。我注意到现在教基础课的老师用大量PPT演示，我不赞同。因为老师在写板书时，一步一步推导，学生能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但PPT一下展示出一个公式或是一页内容，学生几乎没有时间思考，更谈不上提出问题。所以教学形式不能只注重提高效率，还应该多从学生角度考虑。

《中国科学报》：2014年，你开设了《凝聚态物理前沿》课程，这门课程当时没有教材，那么你是如何授课的？

陈仙辉：

上世纪80年代，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量子霍尔效应和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这两个发现引入了拓扑、强关联的概念，极大地推动了凝聚态物理学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学生依靠原先学的知识无法理解新的前沿内容。为此，在学校的安排下，我首开了这门课程，当时上课没有教材。经过8年的教学，现在教材已基本成型。

课堂上，我尽可能多讲解凝聚态物理前沿研究领域的知识，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学生们也很喜欢这门课。

《中国科学报》：2015年，你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后，你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有人说院士给本科生上课是“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陈仙辉：

第一，我并没有把当选为院士作为一个“相变”；第二，我是一名教师，给本科生上课，这是我的职责。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认知，认为院士给本科生上课很稀奇。在美国大学里，诺贝尔奖获得者给学生上课都很常见。我认为，教师以种种理由不教课是不称职的。一所高校之所以成为名校，是因为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应该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

导师家的三次试讲

《中国科学报》：1979年，你毕业于宜春师专（现在宜春学院），这个师范专业的经历以及之后数年的中学教学生涯是否对你的教学思想和教育理念有影响？

陈仙辉：

1982年我只有19岁，对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并没有深刻的感受。当然，现在我回头看当时4年的教学生涯，一个体会就是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存在很大差别。

根据多年的从教经历，我把学生学习能力分为4个阶段。第一就是照葫芦画瓢，记住老师教的知识；第二是会举一反三，老师讲一点知识，学生可以联想到这一类的内容；第三是触类旁通；第四是融会贯通。只有达到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学生才可能真正地自主学习。

但现在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标准“一刀切”。学生在学校里要当听话的好孩子。比如，上课时，要把手放在背后，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听课，学习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很简单，只看分数。

中小学的学生长期接受这种同质化的教育，天赋和特长可能就会被压制。比如，进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均为985高校推免，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思维已固化，很难改变，缺乏批判性思维。

《中国科学报》：走上科研之路后，对你教学和教育影响最大的经历是什么，哪位前辈对你的教学和教育理念影响较大？

陈仙辉：

1989年，我进入中国科大读博士。从那时起，我与导师吴杭生院士结下缘分。

1992年，我博士毕业。吴老师问我：“毕业后有什么计划？要不要留科大？”我当时也没什么想法，我说“好”，就留在了科大。我们这批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人很幸福，现在进科大当教师多难啊。

1993年底我获洪堡基金会资助，以洪堡学者身份赴德国交流学习，1995年底回到中国科大。回来后，吴老师告诉我“要上课”。事实上，在1992年留校后，吴老师就让我听了一年半他的课。

但当时，想教课并不容易。我记得非常清楚，吴老师腿脚有些不方便，他带着我走上三楼教学秘书办公室，希望我能讲《热力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教学秘书第一句话是“他能行吗”。吴老师轻轻地说：“他应该行”。

正式上课前，吴老师把自己的教案给我作为参考，并让我备好课后先试讲给他听。第一次讲完后，吴老师提了很多意见，让我回去琢磨后再重新讲一遍。同样的内容我向吴老师完完整整讲了两遍，他觉得基本没有问题。这之后，吴老师仍是不放心，他继续随机抽查一章内容，让我当场讲一堂课。从内容逻辑、板书写字到语言表达，吴老师都认真考察了一番。第三次讲完后，吴老师没吭声，我知道自己大概是可以了。

当我真正开始为学生上课时，吴老师还安排了他的研究生到课堂旁听了很长一段时间，收集学生们对我课堂教学的评价。直到学生们反应很好后，吴老师才放心让我上课。

吴老师对教学的认真、对年轻人的提携，以及教学秘书对教学的责任感，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我的有些学生也成为了老师，我也要看他们的教案，听他们的课。

会继续坚持“毒舌”风格

《中国科学报》：在学生圈子里，你的严格是出了名的。在我们之前的报道中，也谈到了“毒舌”的评价，你如今是怎么看待“毒舌”这个标签的？尤其是如今的年轻人，是否对严师出高徒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期待？

陈仙辉：

我对学生确实非常严格，但仅限于工作和科研。比如，每周日下午要开组会，这是学生的Hard Time（艰难时刻）。每个学生汇报过去一周的工作进展。如果他们表达逻辑混乱，PPT上内容出现错误，我会立马指出和批评。

在我看来，“毒舌”有两层含义。如果只是恶语相加，对学生没有任何启迪，那是不对；如果学生的工作做得不好，老师直接指出，并且给出正确的建议，那么这个“毒舌”就要打双引号，它显示了老师的水平，也提高了学生的能力。

我与学生有个“约定”：学生在校期间对我有抱怨，我可以不在意。如果学生毕业三年后对我还有看法，那我就要认真反省自己了。幸运的是，至今所有的学生，包括毕业的40多位博士生、在读的学生，没有一个思想、精神或者学术出过问题。已毕业的学生对我的“毒舌”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反而经常感叹走上工作岗位后，再也没有这种“毒舌”的提醒了。

我认为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指导。当然，批评不能带有个人情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批评只对事不对人。包括年轻教授做得不对，我也会指出和批评。我做得不对，大家也可以批评，在学术上我们都是平等的；第三点，就是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既不偏爱，也没有成见。正是由于这些非常严格的规则，实验室的学生们之间非常和谐。所以，“毒舌”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

《中国科学报》：你的育人观是“在学习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关怀备至”，可否分享在生活中关怀学生的一些故事和细节？

陈仙辉：

我们读书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只要吴老师在家做了红烧肉，炖了老母鸡汤，他定会喊上我们，改善生活。后来有一次吴老师说：“红烧肉你都吃了这么多，你还不会烧？”我说：“大概会烧。”于是，师母从买肉到出锅，吴老师在旁全程“监制”，我全程在旁观摩和学习。

后来，红烧肉就成了我的招牌菜。我带10个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常来我家吃饭。现在带的学生人数多，加上我本身比较忙，所以一般毕业前才会喊他们来家里，我做饭给他们吃。我做饭水平在圈内还是挺有名的。我常常调侃：我是做物理材料的，做材料的人不会做菜，材料能做好吗？

计划在70岁退休前，开设一门材料物理课程

《中国科学报》：你是如何处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关系的？

陈仙辉：

现在有些年轻教师总认为教学与科研是对立的。我不这么认为。大学教师最核心的任务是教书育人。但要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大学教师，还要具备非常强的科研能力。

我很难想象，一位科研能力不强的老师能够把书教得很好，把书本知识讲得很深、很透，更无法把前沿的知识融汇到课堂上。这种教学只能照本宣科，让课堂变得死板和枯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反映，学了一门课，但与前沿和实际应用有一种“脱节”的感觉。

如果是一位书教得好、科研能力又强的老师，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课本内容与科研前沿知识关联起来。即使是一门很古老或基础的课程，他也可以举前沿发展和应用的例子，丰富学生们对概念的理解。

《中国科学报》：近两年在超导领域发生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授迪亚斯论文撤稿事件，其涉嫌学术不端引发全球关注，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年轻人从事科研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你是如何告诫学生的？

陈仙辉：

在科研过程中，你观察到一个新的物理现象，尤其是重大的发现，一定要认真对待。如果学术素养不是很高、严谨性不强，往往容易犯错。最重要的是，科学实验必须具有可重复性，一定要多次重复。在我们实验室有个规定，假设一位学生观察到一个新的物理现象，如新的超导体，我会让另外一位学生重复这个实验过程和结果，才能确认。这是非常严格的。

当然，即使多次重复实验，也可能得到一个假象，但假象不等于作假和学术不端，这在科研过程中也时有发生。所以在观察到新的或重要的物理现象时，一定要冷静，认真分析，反复重复，排除假象。

《中国科学报》：现在的超导研究处于什么阶段？如果年轻人（包括大学生、中学生）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你有什么建议？

陈仙辉：

超导从1911年被发现到现在，已有113年历史。它一直在发展。超导是一类非常神奇的材料，它既是能源材料，又是信息材料，所以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医院的核磁共振成像、可控核聚变的约束磁体、加速器里的磁体等。

目前，我们从材料角度出发，希望突破超导材料的限制，充分发挥超导的特性，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从科学角度来说，希望解决非常规高温超导的机理问题，探索适合应用的更高临界温度甚至室温的超导体。

从事超导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物理、材料、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我建议想要进入这一领域的学生注重不同学科交叉，提升学习能力。

《中国科学报》：你经常参加各种科普活动，这些活动跟你的教学教育活动有怎样的关系？

陈仙辉：

中小学的科普非常重要。也许一堂科普课就能在他心里播下一颗科学种子，改变他的一生。我认为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但我国科普工作有时形式大于内容。科普需要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年龄和知识结构，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科学、传播科学。这对教学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我曾经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参观，哈勃望远镜的讲解人员就是参与制造哈勃望远镜的人，讲宇宙航天知识的人就是一位退休的宇航员，这些科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科学报》：你对改善当前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科学教育领域，有哪些建议或设想？

陈仙辉：

我认为当下应该把计算机科学知识与数学、物理提到同等高度，将计算机科学设置成大学的一门基础课程。所有本科生都要学。在院系选课时，尊重学生自身的兴趣，打破院系的壁垒，注重交叉型人才的培养。

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但我们现在说到培养人才，只提培养学生，很少提老师的培养和成长，这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大师应该是从大学的教师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自己，与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但更与当年中国科大的氛围和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关怀和提携分不开。

《中国科学报》：你会继续授课吗？

陈仙辉：

我肯定会继续上课，我喜欢教学。30多年来，学校安排的教学，我从没有请过假缺课。即使出差，我当晚就赶回来，继续上第二天的课。我正计划在70岁退休之前，基于30多年的科研积累编一本教材，开一门针对不同院系交叉的材料物理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