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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港大校长张翔：花10年做一个实验，失败也没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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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伊始，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已开启第二段任期的新学期，并续任至2028年。
早在张翔任香港大学校长第三年时，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决定由他继续出任校长一职，为期5年，2023年7月起生效。声明提到，张翔推动港大开展多项具开创性的战略项目，包括设立港大深圳校园、全球招聘顶尖教授计划等，令港大成为世界级学府。
张翔回顾了过去5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香港大学校长的身份转变。他强调，要鼓励科学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学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创造宽松的科研氛围，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10年做一个实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没什么。做科研会有95%的失败，我们要有一定的宽容度。”
张翔还在香港大学组织了一部分经费，专门为“冷板凳学者”设立了长期研究基金。这些学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他们可能没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助，但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学校内部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公开资料显示，张翔于南京大学取得物理系学士及硕士学位，并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微纳米工程学、光子学、快速成型技术、生物微机电技术等。其研发出的纳米隐形材料，曾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2008年十大科学发现”之一。
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
《中国科学报》：今年7月正式开启新任期，你有何愿景？
过去5年，港大树立了宏大的愿景，同时注重于引进人才、设立目标和优化体制。目前，港大已经是亚洲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但和顶尖大学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港大能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这种层次的高校比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全球招聘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合作、扩建校园设施，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实践机会。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提高港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如何兼顾一线科研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我现在科研做得比较少一些，主要时间、精力都花在行政工作上，包括怎么把环境创造好，让学者做好科研，这是最主要的。在人才引进后，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才发挥作用，并保持科研创新的深度。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有活力的、激励性的学术环境。在这里，学者们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科学报》：经历了科研工作者到高校管理者的身份转变，心理上有什么变化？
过去，我观察到国内外高校的很多行政人员，没有清晰的目标，认为自己就是“打一份工”。
实际上，从学校的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来说，学校的整个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我们也鼓励行政人员了解科学家的工作，因为“行政的卓越”与“学术的卓越”同样重要。要让行政人员看到，他们的工作会间接创造科学价值，进而推动人类文明。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学术人员，都要有一致的目标，即为卓越而贡献（contribute to the excellence）。
《中国科学报》：要用“行政的卓越”推动“学术的卓越”，那么什么是“学术的卓越”？
“学术的卓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优秀的学生，二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毕业生的优秀程度是无法量化的，更多需要时间来检验，可能要10年、20年、30年才能显现。
学术成果方面，主要是在各个方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港大不会简单统计文章的数量，我们特别推崇的是突破性的工作、世界第一的工作，而且是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
《中国科学报》：你在很多场合强调鼓励科学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这样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
最近，韩国的室温超导研究非常热门。1911年，荷兰科学家首次提出“超导”的物理概念，当时这只是一个纯科学问题，没有太多应用想象。但时至今日，如果室温超导真的做出来，就能引起一场新的革命。
现在很多高校在做“Me too research”，即别人做了这项研究后，我也跟着做，只要跟得紧就行。实际上，做科研最重要的是突破性工作，从源头开始创新。就像有了长江的源头，下游才有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如果大家目的性太强，只做中下游的研究，就容易出现“卡脖子”的难题。
源头创新的作用，就相当于法拉第所说的“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没有人知道一个婴儿未来对社会或人类有什么贡献，最初的科学发现也是如此。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源头创新有哪些现实阻力？
在研究所、高校，科学家总要拿一些奖项、得一些帽子，升级为教授、杰青、长江等等。大家想要地位和工资的提升，这些都是很自然的。而有了太强的目标，就很容易做短平快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会不会浮躁一些？不单单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这种问题。
我建议，学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创造宽松的人才软环境，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因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
《中国科学报》：如何打造有利科研人才的“软环境”？
我们鼓励科学家做伟大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可能95%都会失败，但科研体系要有这样的容错空间，对冒险要有包容性。从国家战略角度层面，我们需要有一批科学家甘坐“冷板凳”，甚至长期做“无用功”，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再过20年，再过30年，我们国家就没有“卡脖子”的问题了。
最近马化腾先生的“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也是鼓励这些科学家不要忙于去外面找钱，而是能静下心来做理想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港大在打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方面，有何经验？
我们非常鼓励宽松的学术氛围，让大家有平等的合作。如果有太多“帽子”，合作时可能会有大教授、小教授的隔阂。其实在国外，年轻教授的创新力是最强的。
在港大，我们正在努力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实验室设施和技术支持，以及更多的研究经费和时间。我们还鼓励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以开阔他们的研究视野并增加机会。
最近，我请同事们组织了一部分经费，专门为“冷板凳学者”设立长期研究基金。这些学者可能来自各个学科领域，他们可能没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助。但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学校内部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而一部分相对“富有”的学者，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10年做一个实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有一定的宽容度。
《中国科学报》：许多青年科学家面临“非升即走”的现实困境，这会对科研创新产生阻力吗？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位同事，在“非升即走”的6年内没有拿到一分钱经费，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他所展现的对科学目标的追求非常清晰、非常远大。他现在是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锅饭”时代，到现在资金和设备充足的黄金时代，科研体制有了很多改变。在国内外，“非升即走”的情况都存在。有的高校相对来说宽松一些，是因为在招聘的时候，就已经倾向于对方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们鼓励在招聘时期花更多工夫，一旦招进来，就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学者。港大的学者做研究，没有过强的任务性和紧迫性。
《中国科学报》：2020年港大启动全球招聘教授级学术人才计划，目标是招揽100名杰出学者，目前进程如何？
目前我们已经吸纳约50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级人才入职港大，助力港大拓展前沿学科研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院院士等多位顶尖学者会全职入职港大。
《中国科学报》：在人才引进时，怎么识别一名科研人员是否有潜力？
港大如今是世界一流大学，有自信能判断人才的潜力。当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也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到的。为什么一流大学要雇一流人才，因为一流人才不仅能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关后来入职的一流人才。一流人才之间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的，但二流人才可能更愿意雇三流人才，因为他们怕一流人才招进来，把自己给比下去。一流人才也会营造更好的科研氛围。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科学报》：你青年时期选择研究方向时，有没有受挫的时刻？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是全世界最早一批提出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器官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想法，但当时这个想法申请不到经费。我是做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生物基础不够，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甚至有一位评审在申请书上写“这个青年学者可能连生物细胞都没见过”。
但二三十年后，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器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很多人说我“股票买早了”。
在具体的科研项目上，其实可能95%都会失败，只有5%能够成功。有些方向两三年就出结果，但当选择一个非常远大的课题时，可能短期内大家都认为你会失败，甚至要甘坐很久“冷板凳”。
《中国科学报》：多年来，你主导了许多跨学科研究，港大也在陆续筹建10个跨学科的研究院，怎么促进跨学科的交流合作？
大家都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其实跨学科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它是一个结果而非目的。如果为了交叉而交叉，本领域做得差不多了，出去交叉一下，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跨学科的研究应该涉足其中，打破两个领域的边界，应该“无心插柳柳成荫”。
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和题目，碰触到领域边界时，也要自省是否有了重大发现。只有找到一些真正打破常规、跳出局限的想法，才能取得“1+1>2”的效果。
最近我和一些青年学者交流，他们提到了一种现象：在学术会议上，学者会把自己5年、10年的工作走马观花地说一遍，但没有把最近一两篇文章讲透，也没有和听众真正讨论科学问题。如果学术会议变成走秀的舞台，就没什么意思了。台下的听众真正希望了解的是，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学术思想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享受。
因此，人才软环境要打造聚集效应，鼓励学者聚集在一起谈论深入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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