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统一判定死亡法》规定：当循环系统和呼吸功能，或整个大脑，包括脑干的所有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时，可以认定此人已真正死亡。但现在，对此定义的争论正不断发生。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被宣布脑死亡的病人就意味着真正死亡，但在美国新泽西州 （New Jersey），脑死亡患者还算活着——因为全球各地对“脑死亡”的定义不同。

当地时间7月11日，《自然》（Nature）杂志于发布文章《What does‘brain dead’really mean? The battle over how science defines the end of life 》称，全球范围内，当前的法律定义通常允许存在两种死亡类型：心脏和呼吸功能无法逆转地停止（心脏死亡，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死亡），或者关键的大脑功能丧失（脑死亡）。历史上，这两者紧密相连：心脏停止跳动后几分钟，大脑就会丧失功能，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医学进展，比如呼吸机的出现，使得这两种死亡类型有了区别。

今天，在美国的医院中，虽然脑死亡只占成人死亡的2%和儿童死亡的5%，但它往往在媒体和法律中引起大量关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儿科医生兼生物伦理学家 Erin Paquette表示，这是因为脑死亡的人还连接着呼吸机，他们看起来和重症监护室中的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

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审查特别委员会（Committee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o Examine the Definition of Brain Death）制定了关于不可逆昏迷或脑死亡的定义标准。1981年，美国统一法律委员会（ULC）将这种死亡形式编入了名为《统一判定死亡法》（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简称“UDDA”）的法律，并规定：当循环系统和呼吸功能，或整个大脑，包括脑干的所有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时，可以认定此人已真正死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纳了此标准。

不过，此法律也强调，处于昏迷状态的人，或者患有无反应觉醒综合征（植物人）、闭锁综合征的人（病人清醒并有意识但只有眼球可以活动）都不属于脑死亡，因为他们的大脑并非丧失所有功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在没有呼吸机辅助的情况下自主呼吸。

而临床医生呼吁修改UDDA的原因在于——UDDA并未区分脑干死亡和大脑彻底死亡，因为不同脑部区域发挥不同作用，医生希望在一个人出现脑死亡后，能够明确哪些具体的脑部功能与生存或康复有关，以此来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完全脑死亡。比如，相比美国，英国和印度对脑死亡的定义更加狭隘，他们重点关注脑干部分，因为此部分对于维持呼吸、吞咽和心跳等基本功能至关重要。

另一争议点在于——UDDA采取了“不可逆”的脑部和心脏功能丧失措辞，而非“永久”的功能丧失。反对者认为，当前用于确定死亡的测试并没有评估可逆性，而是评估永久性。临床医生表示，两者区别在于不可逆性是一个更谨慎的标准，需要等待数小时来证明心脏或脑部功能无法重新启动。

比如，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神经科学家Nenad Sestan及其同事做了一项实验，在猪被宰杀数小时后，他们向猪体内注入一种血液替代物，此后猪恢复了一些器官（包括大脑）的细胞代谢功能。当然，他们也谨慎地指出，尽管细胞的代谢活动可能处于活跃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恢复了器官功能（比如肺部进行呼吸）。“我们可能有朝一日能够逆转过去我们认为是不可逆的事物，而现在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永久性。”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医学伦理学家和健康政策专家Alex Capron说道。

当然，也有人担心现在更新UDDA时机并不恰当。美国罗切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儿科医生兼生物伦理学家Lainie Ross表示，其中一个担忧是：最终修订UDDA的ULC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他们全部都是律师，没有一位成员有过直接治疗严重脑损伤患者的经历。

上述《自然》文章表示，在美国，大部分器官捐赠者都是脑死亡患者，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接受脑死亡判定，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可能越来越多。

在中国，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改完善并推出《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其表示，脑死亡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即死亡。

在判定标准方面，在满足脑死亡判定先决条件的前提下（一是昏迷原因明确，二是排除了各种原因的可逆性昏迷），三项临床判定（一深昏迷；二脑干反射消失；三无自主呼吸）和两项确认试验（一脑电图；二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完整无疑，并均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即可判定为脑死亡。如果临床判定缺项或有疑问，再增加一项确认试验项目（经颅多普勒超声），并在首次判定脑死亡6小时后再次判定（至少完成一次自主呼吸激发试验并证实无自主呼吸），复判结果符合脑死亡判定标准，即可确认为脑死亡。

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医院下达死亡诊断，仍旧以心肺呼吸停止、全身功能丧失为主要确诊方式。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目前把临床上的死亡标准称为传统的心和脑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这实际是一种混合标准，通过呼吸心跳加上一部分神经系统反射检查，来判定病人死亡。

第十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之称的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其履职期间曾多次呼吁加快脑死亡立法。他向媒体表示，脑死亡立法首先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其次带来了中国脑死亡医学基础教育与临床实践的变革，最后将带来生命财产、经济利益、器官捐献、器官移植，以及人权及国家声誉等多方面的进步。

但相关立法还未有明确进展。在王岳看来，脑死亡虽然涉及一个死亡标准问题，但它会影响个人的很多民事权利，按照《民法典》，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因此，死亡是民事权利能力消灭的惟一原因。所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会更好一些。”此外，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器官移植供体不足的问题。

上述《自然》文章表示：“重要的是要承认，我们曾经对死亡的认知可能与现实不符。”

（原标题：《自然》发文聚焦“脑死亡”争议，科学如何定义生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