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编图。看似普通的变质地质图，被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色块填满，却能反映各地区不同时期变质作用的特征及时空变化规律。变质岩区编图工作队的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对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我国在区域地质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细分的变质岩和变质作用研究依然缺乏规模和系统性研究，学科基础十分薄弱，竟拿不出一张像样的变质地质图来。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已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完成了小比例尺变质地质图的编制。我国的变质地质编图工作也迫在眉睫。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已是花甲之年的董申保积极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工作。1981年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与研究”列入地质科技发展计划，作为当时我国地质矿产部“六五”计划中的第53项课题。为了协调各单位的协同合作关系，董申保牵头成立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和11个省（区）地质局的专家组成的编图领导小组，负责解决处理课题重大问题。

我国的变质岩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经历漫长而复杂的地壳运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变质作用特征。董申保认为，我国的变质地质图编制是无法直接仿拟国外模式的，变质地图编制工作还需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充分地实地考察。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董申保从祖国西北的阿尔泰山到东南沿海的闽浙丘陵，从华北平原到西南澜沧江盆地，行程两万多公里。他曾经登上5000多米的巴颜喀拉山，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连续工作了半个月，与他同去的中年同志常常头疼难受，呼吸困难，夜晚睡不着觉，只能靠药物才能勉强入睡，而年逾花甲的董申保硬是忍受着高山反应带来的痛苦坚持工作。

为了弄清问题，遇到沟沟坎坎，董申保经常不顾安危亲自考察，实在无法前往也要年轻同志做标本给他看。他每到一处都婉言谢绝入住高级宾馆和招待所，坚持住一般招待所，谢绝单独为他做饭，而是在食堂排队打饭。在大西北荒漠的戈壁滩上，他时常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深夜才返回住地，第二天一早又继续工作。有时赶不到住宿地，就在公路养护段的窝棚里过夜，或与同事们挤在一张破床上和衣休息。

在西部地区因变质岩资料少，编图工作遭遇瓶颈时，董申保跑遍整个西部地区，只要条件允许就坚持实地考察和现场指导。当时青海省编图的变质岩资料非常匮乏，董申保把原有一万多块薄片复查了一遍，发掘出以往没有注意的变质矿物、变质相等宝贵资料，大大丰富充实了编图内容，同时也提高了对变质岩薄片的鉴定能力。

董申保这种以苦为乐，献身地学的精神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扎下了根。在《追忆在北大学习二三事》一文中，董申报回忆道：“这个阶段是我奠定人生基础的时期，使我以后在人生中不至于迷失方向，保持着不断奋进的意念。”

在董申保的带领下，仅用了短短6年时间，我国的科研人员就完成了编制变质地质图的全部工作，无论质量和速度都远超其他国家。

1985年4月23日，“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说明书”在北京验收通过，并荣获地质矿产部1986年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该项成果对我国的变质作用类型、变质相系、变质旋回及变质地质单元等进行了合理划分，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我国大陆形成与演化的历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变质岩研究工作的一次深入总结，是我国变质地质学一项里程碑性的研究工作。

时任国际变质地带编图分会主席H. J. Zwart在1988年曾指出：“在欧洲已出版的变质图中，没有一个像中国变质图这样精美。中国变质图的编制使我们对世界变质作用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