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3/12/16 13: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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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浦执行校长:交叉学科建设应回归“育人”初心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外合办大学之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总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近年来该校一直在校内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调整。其中,交叉学科布局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以不久前该校成立的产业家学院为例。作为西浦的二级学院,该学院在启动初期便成立了工业软件生态研究中心、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心、生态管理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中心。从名字就可看出,这些中心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范畴。

今年5月,该校还开设了数据科学、环境科学(研究型)两个交叉学科。

虽然动作频频,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西浦执行校长席酉民却直言,该校的交叉学科布局并非刻意为之,只是学校整体人才培养布局中的一部分而已。

交叉学科应“自然形成”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西浦在交叉学科方面多有举措,对此您有怎样的考虑?

席酉民:应该说,我们并没有刻意针对交叉学科进行过布局,而是强调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对整体教育模式进行改革。至于学科间的交叉以及某些交叉学科的产生,只是在该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西浦的教育模式变革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所谓1.0模式,是针对当下以专业为导向的教育所进行的改革。在这方面,我们的初衷是在人才培养中改变专业导向,给学生提供行业背景的训练,并与产业界联合定制培养方案,让学生了解、熟悉产业,并从不同角度看待专业学习。简言之,1.0模式是在改进专业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增加学生对行业背景的体验。

2.0模式是我们意识到未来人工智能很可能取代一般的专业人才后,将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于利用人工智能和强大的技术平台,通过想象力、创造力引领新行业,或给人类创造新生活方式的人才。

这种人才的培养仅通过专业训练远远不够,还要有更多针对整个行业的理解力、一定的专业基础,以及更强大的创造性和整合能力。针对他们的培养模式需要结合充分的行业知识训练、一定的创业训练以及领导力训练,我们将这种教育模式称为“融合式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此前的跨专业教育,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针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融合,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跨专业”,而是联合企业和学校,研究企业未来的走势和技术需求,并将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如今,我们已经发展到了3.0模式。这种模式的逻辑基础是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跨越组织边界整合资源、共享资源以及进行融合式创新已成为可能。为适应这种变化,必须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上作出根本性改变。

因此,3.0模式的关键是大学走进产业和社会,在政府支持下创造围绕产业的融合式创新生态。此时,所谓交叉学科的设立已成为该创新生态中的低层次构成因素。以我们与江苏省产业研究院联合共建的西浦-集萃学院为例,在该学院成立的两年间,已经产生了几百个研究课题,几乎每个课题都会涉及交叉学科,但没有一个课题是单纯为了“交叉”而产生的。

《中国科学报》:通常来说,高校进行交叉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科研,而西浦的出发点似乎更在于人才培养,科研只是“副产品”,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席酉民:不完全正确。如果不关注教育,大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毕竟如果单纯做研究,研究院所和企业可能比大学更“专业”。可以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首先必须关注教育。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国内很多一流大学依然将教育放在次要位置。相比之下,它们更愿意拼“科研GDP”。我们更希望能回归大学的本质,并成为教育的探索者甚至引领者,对于交叉学科的探索当然也要回归育人的初心。

至于科研,更多的是大学教师生存乐趣的重要组成。我常讲“教育为生,科研为升”,即教育是教师的生计,也是教师生存的本质;科研则是教师通过研究,在国际学术圈中证明其可以对人类产生贡献。因此,对于大学而言,教学与科研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此外,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任务是要营造自由追求人类未知的生态。在这种生态下,老师、学生可以围绕自身兴趣轻松地展开自由探索,这也是大学存在的最根本要义之一。

“手段”不应成为“目的”

《中国科学报》:在您的构想中,高校交叉学科的建设并不应成为一个单独设立的“任务”,而是要融入到更大的教学模型或范式调整中,是否如此?

席酉民:交叉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但我们经常把“手段”变成“目的”,反而把真正的目的忘掉,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因此,我们不会特意跟随社会潮流,时不时喊出一个“新名词”。而是如前面所言,从育人的最终目的出发,反推我们现阶段应该做什么,其结果反而是“领先潮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不是刻意在做“交叉”,而是努力理解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的竞争、人才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这样做了,大量的研究一定会产生,其中也一定会包括交叉性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说得更直白些,与其片面追求技术和手段的“创新”,不如将这种追求融入以育人为最终目的的整体变革中。

总之,西浦走的任何一条路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要考虑未来导向,二是要考虑学校存在的本质目的,再以此为出发点选择合适的方法。也就是说,方法性的东西一定要融入对本质的追求中,这就是我们对自身模式的认知。

《中国科学报》:必须承认,当下交叉学科建设已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您认为高校发展交叉学科是否需要具备一定条件?换句话说,是否所有高校都应该追逐这股潮流?

席酉民:高校最重要的命题不是交不交叉,而是真正弄懂高校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目前不管哪类高校,在这方面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命题很宏观,也很“大”,但却极为重要。如果不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便很容易陷入“今天喊一个交叉、明天喊一个协作、后天又喊一个融合”,虽然忙忙碌碌,却始终做“皮毛文章”的状况中。

比如,国内目前有几百所教学型高校,其中很多高校都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尤其近些年,在通用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大背景下,通过以专业技能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所培养出的学生,往往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对此,高校首先需要做的是从教育模式上进行探索,而非片面地谈“交叉”。

也就是说,你必须理解你所在的高校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最适合的培养方式是什么。在这种培养方式下,学科间的交叉乃至新学科的形成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只有在顺乎人才培养规律的大体系中,高校的交叉学科建设才能长久。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即便是国内的研究型大学,考虑这些问题时也往往不会把侧重点放在“人”上。但如果连“人”的需求都搞不清楚,何谈交叉?

所以,研究型大学一定要作出改变,让大学真正回归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定位中,再根据此定位研究学科建设如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而非分离,这极其重要。当然,那些教学型高校更要将人才培养定位的问题想清楚。

管理学在“交叉”中“新生”

《中国科学报》:不久前,西浦刚刚宣布成立产业家学院,该学院下设的研究中心大都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色,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席酉民:可以说,我们筹划建立产业家学院的思考过程,本质上就是对“管理学”这门传统学科如何在“交叉”中获得新生的探索过程。

首先必须明确,目前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管理学所在的商科教育仍基本以专业教育为中心,其培养的本科生对自身的定位很模糊。这使得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传统的管理学教育面临生死困境。

不过,这个问题在西浦国际商学院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我们的管理学专业学生很少本科毕业就直接就业,而是会继续深造。因此,管理学专业教育对学生后续的跨专业学习是有帮助的——它起到了为未来管理类学科专家培养后备人才的作用。我将其称为管理学教育的1.0版本。

2022年,西浦创业家学院(太仓)正式启用。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对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新一轮探索。过去,管理学很少涉及交叉。即便有,也只是在本学科领域内与少数几个专业间的交叉。我们希望将“交叉”升级为“融合”,即用“行业”的概念整合各类专业知识。在此过程中,各种专业教育也就被整合了,管理学随之成为被整合的诸多专业教育中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西浦创业家学院(太仓)的教育模式中“消灭”了管理学院——管理教育依然重要,但融合在各类行业人才的训练中,即学生无论接受哪个行业的教育,都必须学习管理。管理学成为了学生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这可以看作是西浦管理学教育的2.0版本。

至产业家学院的建立,我们已经到了管理学教育的3.0版本。因为即便将管理学教育融入到行业中,我们依然发现其存在问题——管理学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行业”与“产业”间还有很大距离。这好比一个人即便拥有了医学博士学位,但没有足够的临床经验,依然难以操刀给病人动手术。

我们组建产业家学院的初衷,就是发现国内很多产业在技术迭代、内部管理等方面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靠一两个人无法解决。所以,我们采用“产业+学院”的办法,利用大学这一研究平台,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形成一个“诊疗团队”,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小“生态”,并将其“移植”进产业,针对产业问题进行“会诊”,形成可行的“治疗方案”。

从宏观上说,此举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整合社会资源,使其走进产业、走进企业,推动国内一些产业健康发展和升级,甚至帮助某些产业凝练出一个可以引领未来发展的团队。

从微观上说,这可以说是管理学科的3.0版本,即通过临床式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创新并改进已有的管理教育。在此过程中,管理学自然而然会与其他学科交叉,甚至产生新的学科形态。这并非我们的目的,但最终会成为我们进行类似尝试的“成果”。

大学管理滞后于时代

《中国科学报》:多年前,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时国内高校内部存在很多阻碍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性障碍。时至今日,您认为当年的那些问题是否得到一定改善?

席酉民:很遗憾,我们在解决这些高校内部的机制性问题方面表现得很不尽如人意。

简单地说,我国高校学科之所以很难交叉,相关学科建设也存在困难,很大程度上与高校的资源配置体系、校内固有科层结构以及相关评价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具体而言,目前国内高校管理中通行的科层化体系是基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专业分工理论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层级结构制理论建立的,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这套管理体系是有效的。但在如今的环境下,大量社会机构的组织管理早已向扁平化、网络化方面转变,我们的大学管理却远远滞后于这个时代。

究其原因,很多大学“志不在此”。它们将目光过多地聚焦在拿下几个“工程”、获得什么项目,根本无暇顾及组织框架的调整与改进。

回到交叉学科建设的问题上,国内呼吁发展交叉学科,建立跨专业的合作平台和科研平台已有多年,但最后结果如何?往往是国家发出号召,学校马上组织几个学院申请跨专业研究平台。平台建立后,资金、项目也随之而来。然而,由于相关部门对成果的评估并非以平台为单位,而是按照教师原有学院划分,一旦有成果产生,便会引发平台内外部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资源配置、人才评估乃至教师职称评审也会出现问题。

这些矛盾累积到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平台要么解散,要么变为独立结构。而一旦其独立于整所学校的多学科体系之外,便失去了让整所学校形成跨学科专业,并建立相关组织结构的功能。

此外,一篇论文发表后,排名前三的作者在评比中“算数”,其他作者则“不算数”,这样的评价体系显然会引起大平台的交叉合作难以持续。

总之,我们一直在呼吁学科融合和学科交叉,但如果高校内部的组织模式、治理模式和评估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不能随之调整,学科间真实的交叉和合作便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中国科学报》:除内部因素外,您觉得目前高校建设交叉学科是否需要一些政策性支持?曾有学者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专门机构,为交叉学科提供常态化支持与管理。您是否赞同?

席酉民:高校的交叉学科建设更多的还是自身的事情。至于政策支持,我认为只需要一点——助推高校回归教育。只有让高校的领导层真正重视人才培养,高校才能自然地走到交叉的道路上。毕竟在当今的大环境中,如果不真正重视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就一定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应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发挥空间,尽量减少束缚。至于所谓“专门机构”,就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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