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14日，学者张君劢应邀到清华学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人生观”，要点是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差异，张君劢的观点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反驳，由此拉开了“科玄论战”的序幕。到1924年夏天，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陆续参加论战的学者有将近30人。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丹丹注意到，鲁迅没有参加这场论战，而在1924年发表了小说《祝福》。这之间有什么关联？

2023年是“科玄论战”100周年，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30周年。在不久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位置何在？——在“科玄论战”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长线上》论坛上，杨丹丹提出了这个问题。

杨丹丹表示：“我们站在今天视角上重新反观“科玄论战”时，首先要问为什么要反思这场论战或者重新探讨它？”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到底能不能够解决人生观的问题，100年前的论战没有一个终极答案，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没有说服对方。

论战激辩期间鲁迅发表了小说《祝福》。杨丹丹从这部小说去寻找鲁迅没有参与这场论战的缘由。

《祝福》里的祥林嫂问了“我”一个新式知识分子3个问题，人死后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如果有，一家人死后能不能团聚？问了这些问题的第二天她死了。

学界一直讨论祥林嫂死因到底是什么，杨丹丹认为她的死是一种自杀，因为找不到人生确定的答案，“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把鬼神信仰作为封建迷信，作为一种科学对立面进行否定和批判，但是否定完、批判完之后，我们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在具体生活语境里来解决类似于祥林嫂这样精神生活和精神信仰的问题？”

而对于鲁迅恰在这个时间段写了这部小说，杨丹丹的观点是，鲁迅没有给祥林嫂的问题一个确定的答案，实际上反映的是鲁迅内心对于科学和玄学的认识的不确定性。

尽管鲁迅没有真正参与这场论战，但给出了另一种解读。杨丹丹进一步解释，在祥林嫂身上可以看到，现代科学下沉到民间社会时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处理灵魂问题、信仰问题。

而人文学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人文学科价值和意义，但是恰恰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即人文学科学的使命和担当，以及如何去自我反观并实现大众化。杨丹丹非常认同人文学科不是飘在上面的，它的路径应该是不断往下沉，沉到我们日常生活，沉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细节里，当一个人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地从里面寻找到答案。

“科玄之争到人文精神讨论对理解人文学科到底意味着什么？”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符鹏则梳理了从科玄之战到人文精神讨论这条线索，他认为这是理解20世纪中国演变以及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以及人文学科应该有的责任感和自我构成方式、应该从哪些方面探索和展开等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李静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今年国内学术界对于“科玄论战”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学术性纪念性活动并不多。不过正是这样的时间点成为刺激他们构想这个论坛一个契机，将两场论坛合而观之，既想要松动目前学科分野带来的分割，更是关注到这两场论战内在联系，文学或者人文学科它的位置问题，以及在科学、政治、市场多重挑战之下现代人文学术怎样去完成自身的转型，人文学者如何去寻找自己位置和道路，等等。

“这是贯穿这100年延续至今的基本的问题。所以希望站在两场论战延长线上，能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里打开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在这个时间点纪念一下而已。”李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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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本次论坛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就此话题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