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11/7 9: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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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五唯”5年:为啥有老师“吐槽”压力有增无减?

 

“破五唯”的本质是破除唯一性,变单数为复数。要警惕“破五唯”变相成为考核一切的可量化指标,以及对“五唯”的升级、“变相加码”。

华林的一天忙得像个陀螺,各种工作都要他操心。匆匆放下记者的电话,他又立刻回到电脑前去填表。

即将“奔四”的华林在东部某地方高校任教。“白天通常要应付考核填表,常常到夜深人静才有空思考学术,感觉‘破五唯’后,自己反而更忙了。”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高校“破五唯”改革正式启动,之后,陆续颁布了多项“破五唯”的文件。

时隔5年,“破五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但在部分教师反映压力比从前小了许多的同时,也有部分教师“吐槽”压力有增无减。

按照“破五唯”思路下的多元化评价,教师本该回归各自的主责、主业,但“华林”们的感受又从何而来?

对“破五唯”存在两类曲解

华林坦言,他之所以感觉比“破五唯”以前更忙碌,是因为如今要应对的考核似乎变得更“杂”了。而在中国人民大学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周光礼看来,部分老师产生这种感觉,说明一些高校已经有效地建立了多元化评价体系。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打破从前的“五唯”评价,该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5+X指标的做法,“五唯”之外的X指标一般难以量化,但只要通过学术委员会认定,同样可以被承认。一名教师即使没有论文、课题、奖项、帽子等“五唯”条件,如果他从事的技术推广工作卓有成效或有智库成果,依然能够获评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多名教师因教育教学、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撰写咨政报告或解决工程技术难题,在没有论文发表的情况下,直接被评为教授或副教授。

南通大学一名教师指导学生在“创青春”全国创业大赛中荣获金奖,直接获评教授。

常州大学实行了“低职高聘”的人事制度,不唯年资阅历、职称职务,只看业绩贡献,有教师从“副教授七级岗”竞聘至“教授二级岗”,以“讲师”身份竞聘到“教授三级岗”。

……

“‘破五唯’的真意是,教师从多维指标中选择一项最擅长的,并不是要求每位教师全面发展、面面俱到。”周光礼说。

对此,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当“五唯”被破后,要警惕其变相成为考核一切的可量化指标。“这本质上是对‘不唯’内涵的曲解。”

华林的日常就被大量量化指标所包围。论文高被引、期刊影响因子,纵向课题经费数量、数额,科研获奖数,精品课程数,教学名师数,教学工作时数,课程成绩分布,学生评教得分,学生就业率,学科竞赛获奖数,省培项目数量……“凡是大学的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所涉及的指标,几乎都要教师在各类评估中填写。”

“此外,‘破五唯’还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以‘破五唯’为名,对‘五唯’升级和‘变相加码’。”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姜华说。

具体而言,“过去数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现在数国家级课题。”“过去数SCI、SSCI和CSSCI论文数量,现在转向了数顶刊学术论文数量。”“科研人员获得了项目、经费,却并不一定高兴得起来,为了应对考核要求,他们不得不继续申报更高的项目级别。”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曾在《中国科学报》撰文指出这一围绕核心指标白热化竞争的状况。

看似指标变得更加多样化,实则让“唯指标”之风愈演愈烈,极大违背了“破五唯”的初衷。这就难怪教师陷入一种“被时间规训”的怪象——随着时间推移,教师的各方面工作都要求增加特定的数量,一旦超时无法完成任务,教师们就会焦虑不安,进而想方设法加快速度,跟上时间的步伐。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操太圣曾在《中国科学报》上撰文指出上述问题。

为何上进的高校更难“破五唯”

“破五唯”进程中,头部高校形成了不看数量看质量的好做法。如复旦大学在国内最早推行代表作制度,清华大学率先出台了“博士生毕业不要求论文”的规定,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宣布退出国际排行榜,带动高校“退榜潮”等。

然而,由头部高校层层传导下来的科研竞争压力,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国家级课题、顶刊论文和国家级科研奖项变得“僧多粥少”。

“‘五唯’破不净的现象更多集中在力争‘上进’的高校中,比如争取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目前身处非‘双一流’行列但力争进入‘双一流’行列的高校,担心‘双一流’不保的高校,专科想升格为本科、学院想升格为大学的高校。”上海大学教授叶志明说。

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协会副会长李志民指出,“破五唯”在部分高校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一边强调去“帽子”,一边又在发“帽子”。不在源头上加以扼制,仅靠约束高校、科研单位,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去“帽子”的目的。

“凡是有关部门设立的各式奖项、评比,高校或教师都要想方设法申报,否则可能在某项重要的评估、竞争中落败。”樊秀娣说,由此进一步加剧了高校的过度竞争、集体“内卷”。

姜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从前‘双一流’高校毕业的博士愿意选择地方院校就业,但近年来,地方院校也要求博士从博士后做起,采取‘预聘-长聘制’,要求两三年内出成果,对学术产出要求的提高使得博士生的就业之路更加坎坷”。

在这场“内卷”大赛中,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只能“望门槛兴叹”。

周卓目前在某中部高校从教。该校侧重教学、实践,但省里评职称时,看重的依旧是科研。“评副教授要求拿到国家课题、在A刊上发文章,而社科类国家课题每年才几百个,‘双一流’高校与非‘双一流’高校一起竞争,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拿不到一个。”

南京审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何金旗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不少地方的职称评审权已下放至高校,但在高职院校、没有硕士点的本科院校,其职称评审权依然未下放到高校,且省里多以科研为导向。

一些成功的“上岸者”在获评职称后马上选择“躺平”。“只因为太疲惫了,一生都在为指标而努力。就像不少人考上大学,把高中课本扔了一样。”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硕旺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评价一个人本就复杂,却采用了简单的量化指标;一所高校发展要抓关键,但现在又弄得极其复杂,涉及方方面面。”叶志明说。

立教学”只有量化指标不可行

“破五唯”之后立什么,是“破五唯”中最核心的话题之一。

“立教学、立育人”一直是高教界呼声最高的诉求。“相比较‘破五唯’之前,高校在保持科研上升的同时,的确比从前更加重视教学了。”何金旗说。

近日,上海市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高校应根据不同类型和岗级教师设定教学工作量,把担任班主任、辅导员,坐班答疑,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教案等计入教学工作业绩……鼓励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职称评价中的权重。

可是,如果把“立什么”简单理解为由行政主导的多元化评价,就很容易出现量化走偏的情况,甚至教学、育人也会被量化裹挟。

记者翻看了部分高校关于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如指导本科生学业看指导了多少名学生;指导的学生学科竞赛要看是否是国家、省市级赛事,而行业协会、企业、学校组织的竞赛不算在内;导师指导了多少篇毕业论文、有多少课时量;有多少位教学名师、开设了多少门金课……甚至应届生考研录取率低于一定数值,都会被认定为教学效果不达标。

周卓曾参加了一场在他看来十分乏味的教学创新大赛,“感觉自己站在台上就像一个演员”。“所谓的‘创新’乏善可陈,比赛的套路在课堂教学上根本无法施展。”但就是这样的大赛,一届办完,立刻又启动了下一届,报名者争先恐后。只因为这样的大赛能为高校指标“装修”贡献数据,能在评职称中带来优势。

当下拿教材、教学成果奖简单地论教学高下,可信度也存疑。叶志明正在做一项数据分析,他发现各奖项中获奖的校领导比例高达百分之四五十,而一线教师的获奖比例仅为个位数。无领导职务、学术头衔的一线教师所申报的教学成果奖项目、教改项目,很多甚至连本校都冲不出去,更无法指望拿到省市级、国家级奖项。

“‘无法量化的最有价值’,大家对此心知肚明。然而,行政考核的一个特点是看不懂质量,只能数数量。”姜华说。

缺少合理的评价标准,教学难免沦为“凑工分”的行为。周卓所在的高校每年都有一两门课,留给教学量不足的教师“凑工分”使用,“各个专业的教师都来上,可想而知这门课的质量有多‘水’”。

在叶志明看来,“真正的育人评价是在原本生源较差的情况下,把学生培养成才,让学生有很大的增量”。让他感到痛心的是,挂在高校院墙上的优秀毕业生照片往往都是有一官半职的。“夸耀学生当官的高校,其价值观是不是本身就出了问题?”    

高校分类尚未真正破题

作为一线教师,王硕旺认为,“破五唯”要想成功,对于教师个体必须满足3个条件——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能受到限制,教师的工作质量不能降低,绩效上要体现优劳优酬、多劳多得。

然而实际上,“破五唯”下的分类评价尚未被所有高校接受。

李志民指出,一些高校没有合理分岗,只是简单分为教学岗位、科研岗位和教辅人员。尽管一些高校表面上实行分类评价,但在具体评价时又不加以区分。事实上,“不做”是因为“不敢”,高校需要教师们积极争取各类指标,因此默许了他们对自身定位不清的行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做分类评价的确会给教师增加“自由探索”的空间,反而有助于促成教师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但也不可避免地让教师在自身发展上失去重心。比如前述的“凑工分”行为,追求简单、好完成的指标,造成教师进取心不足,这些更容易发生在无分类评价的高校。

分类评价在一些高校立不起来,归根到底“高校设置的条件还是‘五唯’标准,也再一次说明了‘破五唯’不是高校一家的事,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努力”。周光礼说。

他指出,多元化评价以分类为前提,政府对高校的评价也是以高校分类为前提。但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一个普遍认可、用于评价的高校分类体系,基本上是以分层为主。“没有合理的分类,会给‘破五唯’带来巨大困难。”

比如,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试图建立“两类四种”高校分类体系,践行“政府定类、高校选型”评价。两大类即“双一流”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后者又分为学术型、应用型、首评型3种类型,供高校自主选择。 

然而,在现行的话语体系中,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型大学比应用型大学水平更高。因此,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攀高就虚”选学术型大学。南方某省份在实行“政府定类、高校选型”时,没有一所高校选择应用型大学。最后,该省份教育厅发文规定,只有3所高校可以选择学术型大学,致使“政府定类、高校选型”最终变为“政府定类、政府选型”。

“这种分类体系隐含价值判断,且都有分层的痕迹,即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使得多元多维评价促进多样化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周光礼说,“评价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多元多维意味着多主体要参与评价,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

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正陷入自循环的境地。樊秀娣指出,以人才培养为例,质量过不过关本该由社会、用人单位评价,教师上课好不好则该由学生评价。但如今,评价却主要由相关主管部门实行,同时,这些评价又成为有关部门自证成绩的重要内容。这就使高校往往只要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就可以了。这也是学校有填不完的报表、参加不完的评估活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评估中要更强调评估主体的身份问题,多注重利益相关者的评价”。

在科研评价上,同行评议是关注成果实际水平和价值的公认形式。“一般而言,科研成果只有同行中的‘小同行’才能做到科学评价。”樊秀娣指出,如今不少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较多集中在高校行政部门。行政主导的评价特点往往是以量化数据来考量和决策。“未来还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多放些评价权给基层,因为只有部门才知道谁是真正有贡献的人。”

《中国科学报》 (2023-11-07 第4版 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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