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阳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6/1 2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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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双非”副教授:论文登上《自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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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上以共同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后,侯书国一时间成了学校的“红人”。因为这是山东建筑大学自1956年成立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自然》论文。

工作群里,不断有人把相关的新闻链接丢进来,“重磅”“零的突破”“打破校史”……吸引眼球的词汇一遍遍刷屏。紧随其后的,是一排排点赞的“大拇指”。

侯书国的心情,却从最初的喜悦,逐渐变得“忐忑不安”。

在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里,侯书国所从事的生物工程研究并非优势学科。但作为42岁的副教授,在这个学校就职15年后,他终于在顶刊发表了论文。

然而,面对《中国科学报》的专访,侯书国没有表现出太多“逆袭”的快意。

“因为成果是属于过去的。”而对未来,他还不是那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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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书国  采访对象供图

从《自然》启程,再抵达《自然》

侯书国等人的发现,揭开了植物中一对新“搭档”的故事。

当病原菌入侵植物时,植物细胞会分泌名为SCREW的植物细胞因子,这种小肽类物质被细胞表面的受体NUT识别后,就会触发一系列免疫反应 。

这项研究的一大亮点,在于揭示了“气孔”在这个免疫过程中的作用。

遍布植物表皮的气孔,是水分与气体的交换通道,也是病原菌的“方便之门”。

2019年,还是《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讲述了病原菌从气孔进入植物体内后,如何促使植物细胞间产生更多水分,为自己创造适于繁衍的环境。

而侯书国等人的这项研究,从植物的角度,补上了双方博弈的另一块拼图:植物没有坐以待毙,它们会通过细胞因子释放和受体识别这个过程,把气孔打开,让细胞间的水分迅速蒸发出去,从而抑制病原菌生长。

“令人兴奋。”“这项工作非常有趣,拓宽了已知植物细胞因子及其功能的组合。”在评审意见中,审稿人们这样写道。

对大多数科研人而言,在《自然》《科学》这样的顶刊上发表论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侯书国的背景和经历,这件事则更难。

侯书国的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他喜欢在图书馆里翻阅各大学术期刊。某期《自然》杂志上,两位植物免疫学的顶尖学者撰写的综述,把他“锤”进了这个研究领域。

“那是2003年。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研究领域非常、非常感兴趣。”

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技术员的身份继续开展植物免疫研究。在这片著名的科技制改革“试验田”上,他最初体会到了科研的无尽乐趣和满足感。

然而,面对偌大一个陌生的北京城、无处不在的孤独和压力、已知和未知的忧虑,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没能积聚起足够的信心。

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回到山东老家。

刚好山东建筑大学新成立了生物工程专业,亟需相关背景的年轻人,他留了下来。因为当时只有硕士学历,侯书国只能从助理实验师做起,主要工作是为本科生准备实验室。

但科学探索的乐趣,不曾尝过也就罢了,食过髓知过味的人,总是难以舍弃。在这个没有科研任务的岗位上,侯书国仍然坚持以前的习惯,每天清晨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最新的文献。

2012年,符合在职读博条件的第一年,侯书国迫不及待地申请到山东大学在职读博。在这期间,他发现了多种不为人知的、由植物分泌的小肽类物质,他推测这些物质可能参与了植物免疫调控。后来,才有中国学者正式提出“植物细胞因子(Phytocytokine)”这个概念,这个领域也逐渐变得热门起来。

侯书国提前一年博士毕业,研究成果还被评为当年山东大学的“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还是回来了”

在2014年,侯书国迎来了科研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机。这一年他34岁,赶在“男性35周岁”的年龄红线前,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

一名来自“建筑大学”“工科学院”的“实验师”,申请一个“植物抗病、植物免疫”的课题,乍看之下实在有些不搭调,但所幸成功了。

当年侯书国写在申请书上的研究设想,正是酝酿出如今这篇《自然》论文的idea。他想,或许就是这个点子打动了评审专家吧。

“没有这笔基金,我后面的一系列机遇都无从谈起,也没法完成后续的研究。”

2017年2月,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山东建筑大学共同资助下,侯书国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在何平、单立波这对夫妻教授的实验室里做访问学者。

这期间,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侯书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他在这里的一系列科学发现,正是2022年这篇《自然》论文的基石。

约定的回国期限很快就到了,而研究还远未达到发表程度。山东建筑大学的领导在了解到侯书国的研究需要后,同意为他延期几个月。

“那时候,我非常希望能留在德州农工大学继续做博后。但是我申请的这种访问项目有规定:项目结束必须回国,至少在国内做3年以上的工作。”侯书国打听到,身边也有人违反规定坚持留下来,但这种做法对学校乃至国家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还是回来了。”

回来后,科研平台落差很大。好在第二年,赶上学院实验中心仪器采购,侯书国借这个机会买了价值几十万的仪器,有了初步的科研条件。

但最“卡脖子”的是,当时他作为一名高级实验师,无法组建自己的科研团队。

管理实验室之余,侯书国会为自己收拾出一方小小的实验区,坚持开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很多时候,哪怕是一瓶试剂,也要自己亲手配制;哪怕一个简单的实验方法,也要从头开始摸索。

而他无法继续开展的那部分工作,主要由德州农工大学的一名中国博士后刘尊勇接手。他与合作者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线上联系,通过视频的方式讨论实验进展。

论文在《自然》上线那几天,学校受疫情影响,还处于封闭状态。校领导和学院领导通过微信联系侯书国,表示愿意支持他建立研究平台。

“成果属于过去”

“成果属于过去”——对所有科学家都是如此。但对侯书国来说,这句话更显沉重。

“因为这个‘过去’,终究是依靠别人完成的,其实我一直很想证明,只靠我自己,能做到什么样。”

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团队?能不能跟上领域发展的步伐?能不能再度做出前沿创新的成果?

但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23万元的青年科学基金,支撑他从2015年走到了2018年。2019年,他再次申请面上项目时,却失败了。

2021年,当他的论文在《自然—通讯》上发表时,很多人鼓励他,说这次肯定没问题了。但他踌躇良久,硬是没敢申请。

“如果连续两年申请不中,今年就要停止申请一年,我不敢冒险。既然现在《自然》上的论文已经发表了,我决定再试一次。”

那么,下一步准备怎么克服目前的种种局限,继续开展有价值的科研工作呢?

听到这个问题后,侯书国停顿了几秒,然后缓慢地说:“这是您所有问题里,我最难回答的一个。”

让他卡壳的,除了科学本身的问题,更多是科学以外的思虑:能不能申请到新的基金?在当前的疫情和国际形势下,怎么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如何建设一支有活力的研究队伍?

对侯书国来说,他很遗憾没能在40岁以前发表这样有分量的论文。因为40岁以前,他还有机会去申请山东省内的一些青年人才称号。现在,他超龄了。而那些与他年龄匹配的称号,需要更高的竞争力。“至少在很多地方院校,对这些人才称号要比论文更加看重。”

“我的起点太低了,尽管一直马不停蹄地走啊走,但还是慢了一些。”

在他身边,那些做应用研究,能拿横向课题的同事们,课题经费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一直坚持基础研究的他,仍然常常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去年发表的那篇《自然—通讯》论文,还是合作单位主动帮忙出的版面费。

侯书国也曾期待过,发篇好文章,或许能尽快评上职称,还能从学校获得一些经济奖励。但在目前破五唯的大环境下,他对这些的渴望没那么强烈了。

或许,这篇《自然》论文带给他的最大收获,是终于得到了认可。“一名教辅系列的普通老师,也能实现自己的科研梦。”侯书国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梦想”

在今天的山东建筑大学,肉眼可见,年轻教师的“质量”在水涨船高。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早不鲜见,海归留学生的数量甚至更多。

“这一代的年轻学者,大多已经有了非常开阔的国际视野。就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硕士、博士,刚刚毕业时,都是踌躇满志,想要大干一场。”侯书国说。

然而,有机会加入国内外一流研究平台的年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享受过优越的科研条件后,还是会落脚在地方的普通院校。等待他们的,难免有理念上的碰撞,与体制和氛围的磨合,甚至失落、迷茫和孤独。

该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呢?

第一次接受采访时,侯书国并没有想太清楚,只强调了一点:在找工作时,要好好考察,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校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否吻合——这决定了未来很多年里,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次日,他又发来微信:“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来到地方院校遇到困难后,最终都选择了‘入乡随俗’。但我想,还是应该保持一颗不甘平凡的心。”

他曾经和清华大学教授柴继杰课题组合作,后者是施一公院士常常盛赞的得意弟子。柴继杰本科学的是造纸专业,在造纸厂工作4年后,转而读研读博,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他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时,还是个“基础差,英语也不行”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国际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了。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逆袭”故事,也时时激励着侯书国。

问题归结为一个:如何在不够理想的科研环境下,继续坚持科研理想?他思考良久,总结出三个要点:

一是保持科研活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坚持跟踪学科前沿,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定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高级别的学术会议。

二是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学术自由度。多数地方院校都会帮助年轻博士加入科研团队,这些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常常会和年轻人自己的研究方向存在偏差,进而束缚他们的研究自由。年轻人应尽量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整合团队研究,另一方面尽可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独立探索的空间。

三是脚踏实地,给自己规划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按自己的节奏不断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孤独过、失落过、后悔过、迷惘过,直到今天,或许也尚未达到真正的“不惑”,但某种意义上,侯书国仍然是个谨慎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他说,“梦想是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大概就是——即便你不知道在梦想的引领下,能否走向预期中的成功;但你一定很清楚,没有它,自己会变得何其平庸!”

相关论文: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4684-3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5580-w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pat.10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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