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都芃

5月28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诞辰115周年的日子。1907年的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枫塘湾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出生的1907年，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内外交困之中。但就在57年后，王淦昌用毕生所学为中国带来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在从事“两弹一星”事业前，年轻的王淦昌已经崭露出他的才华。18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后又成功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去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女性核物理学家迈特纳。

但也就是在德国，王淦昌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彼时的国际核物理学界正围绕着当时尚未被发现的中子展开攻关。就在王淦昌来到柏林的1930年，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做了一个实验，他用α粒子轰击铍的原子核，观察到轰击后产生的一种穿透性很强的射线，并认为这种射线可能是伽玛射线。该发现迅速引起物理学界的广泛重视，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众多科学家都对此展开研究。而刚来到柏林的王淦昌对此也很感兴趣。但他认为，伽马射线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能量，背后或许另有玄机。

他向导师申请，希望使用云室探测器复现一遍该实验，或许能有新的收获。但迈特纳听到后，却看着王淦昌，不以为然地笑了，“居里他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就是50MeV的伽马射线，不用再做了。”王淦昌不甘心，再三请求，导师仍然拒绝了他。

刚刚来到德国的王淦昌，尚只是个人微言轻的研究生。他不敢忤逆导师的意见，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在两年后的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中子的存在，他使用的方法正是王淦昌曾想尝试的云室实验法。1935年，查德威克凭此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件事也被王淦昌视为终生遗憾，但也让他明白，科学研究只有真理，没有绝对权威。

虽然王淦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他在1934年回国后，曾任教浙江大学，培养出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浙江大学任教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淦昌跟着浙江大学西迁贵州，辗转各地，艰苦度日。正因饱受战火的摧残，王淦昌的心里早早就埋下了科技报国的种子。

1956年，凭借着在中微子领域出色的研究成果，王淦昌代表中国加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开始了一场寻找微观粒子的国际竞赛。三年后，王淦昌果然不负众望，率先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填补了反物质粒子家族的空白，震惊国际。在该成果发现后不久，一封电报从北京拍到了莫斯科，等级是绝密，要求王淦昌立即回国。

后来发生的事，今天的我们已经耳熟能详。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些成果背后，是王淦昌“消失”的17年。从1961年接到任务，王淦昌便化名王京，告别家人，告别过去的声名，一头扎进原子弹研究中，一位顶尖学者就此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后，王淦昌依然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研究。直到1978年，年逾古稀的王淦昌才再次公开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研究原子弹的老头王京就是“消失”了的王淦昌。

1998年，91岁的王淦昌在北京逝世。2003年，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在他诞辰115周年的今天，这颗“星”依然格外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