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水生所党委书记、副所长。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白鱀豚、江豚、中华白海豚、瓶鼻海豚及其它一些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声学、行为学、生态学、生理学以及保护生物学研究。

 王丁（左一）与同事检查江豚的状态（中科院水生所供图）

每当江豚现身长江，很快就会成为当地最热的头条新闻。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去年以来，有“微笑天使”之称的江豚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作为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举措，禁渔对长江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恢复意义重大。”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说。

作为资深的水生濒危动物研究保护专家，王丁与江豚结缘时间已经40年。在即将于今年进行的第四次长江生态科考任务中，王丁以技术组副组长的身份，正在为科考的各项工作积极准备着。

决不能让江豚重蹈覆辙

长江里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十年禁渔”后的首次科考也备受关注。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科考都有这样积极的预期：在2006年进行的考察中，中美英等七国科学家组成的科考团队在长江中下游1700公里的行程中，未发现一头白鱀豚。从那时开始，人们便怀疑这一珍稀的物种是否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自1982年来到中科院水生所，王丁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为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迄今已整整40年。期间参与过太多次科考，目睹“长江女神”白鱀豚的消逝，以及江豚种群数量的下降。

“某种意义上来说，以人的需求改造自然，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他说。与人类“共饮一江水”的水生珍稀物种，是反映长江生态状况的显示器。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生长在江边的人要吃饭、要发展，长江的生态平衡也因此打破。

理解并不意味着“躺平”。就白鱀豚的保护，水生所也是我国第一批从事鲸类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提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经历过一次物种消失，决不让江豚的保护重蹈覆辙，成为王丁的底线。。

1992年，在水生所的建议和推动下，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该保护区除了石首境内89km长的长江干流外，还包括21km长的天鹅洲故道，该故道是我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区。30年间，通过迁地保护，这里的江豚种群数量从5头增至101头。从天鹅洲开始，国内陆续建立起5个迁地保护地，迁地保护已经成为当前保护长江江豚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也作出评价，认为“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是有效的”，并“祝贺中国政府、王丁和他的团队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

尽管如此，王丁觉得“保护工作仍然晚了些”。他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江考察，那时长江里还有300多头白鱀豚，江豚数量很多，可以“随便看”。但现在，江豚数量也仅剩1000多头。

研究人员在保护区开展调查工作（中科院水生所供图）

总要有人坚持下来

“江豚的处境，能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态势。”王丁表示，科研人员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关联，并着手开展珍稀动物保护工作。但二三十年前，全社会尚未形成生态保护的共识，让“每一次前行探索都举步维艰”。

时间拨回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国研究机构提出，希望提供白鱀豚的相关资料，并开展科研方面的合作。然而，当时国内也对这一物种知之甚少。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家层面迅速做出安排，提出建立相关的研究团队。于是，在1978年当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首次白鱀豚科研工作会议。中科院水生所也在同一年成立了白鱀豚研究组，开始对长江水生珍稀动物展开研究。

“当时团队的负责人陈佩薰老师，已经是有名望的鱼类生态学家。面对国家需求，毅然改变研究方向，投身到豚类研究中。那时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国家已经提出了要求，科研人员就要一往无前。”王丁表示，前辈们的义无反顾，一直影响着其后的科研人员。

然而，濒危动物研究和保护，本就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想要获得濒危动物研究数据，许多在其他动物研究上的寻常手段，都派不上用场。而从事保护工作，则是一件“很少人会支持”的事。王丁仍记得，最极端时，还发生过因科考捕捞而被地方扣留的情况。

“全社会的重心是谋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研究还是保护，都很难得到大众的支持和响应。”1996年，王丁成为这支团队的第三任负责人。然而，最艰难的时刻远没有结束。因为缺乏支持，国内许多力量、许多研究人员都离开了这一领域，让留守的研究人员也成了“珍稀动物”。

尽管科研环境并不明朗，40多年来，水生所对白鱀豚、江豚的研究从未中断。“总要有人来做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坚持并不需要理由。”王丁说，团队成立的初衷就是国家需求，院所两级也给予持续的支持和保障，让这支“孤勇者”队伍得以坚守到“拨云见日”。

只有真正意识到紧迫，许多坚持才能最终被看到。近年来，当“绿水青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保护也迎来了从旁观到全民参与的转变。“幸运的是，身处中科院这个体系，让我们撑过了黑夜。”王丁说。

王丁（中科院水生所供图）

从江豚延伸到长江的生态保护

发展的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40年与江豚相伴，王丁感慨于这些年社会的巨大变化。大众从最开始的“理都不理”到现在的“主动来做”，从江豚到整个长江的保护，都迎来了最好的时候。

“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比较早发现问题，但不能止于提出问题。”王丁介绍，早在十几年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在内的科研人员，就呼吁进行长江禁渔。一旦实施这一政策，意味着要有大量渔民转产专业，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保护环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各退一步，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方案。”王丁说。

为此，在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在长江十年禁渔之前的2018年，作为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之一，天鹅洲保护区率先实施全面禁捕。保护区及周边所有渔民获得退捕安置补偿，参加当地组织的技能培训，上岸转产。为此后更大范围的禁渔提供经验。

据了解，在实行全面禁捕后，有20多万名渔民要转产转业，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今，在长江沿线的许多城市，成立了许多协会，得到了地方企业、基金会的支持，支持渔民开展巡护工作。“就像伐木工转型护林员一样，希望能探索出一条路，让渔民转产成为护渔员。”他说。

现在，针对江豚保护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从水生动物保护角度，长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航运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大。长江的噪声，给很多生物带来影响。如何消除或降低噪声，同时，修复或者恢复水生生物自然栖息地，促进长江系统恢复，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近期，王丁及其团队就人为水体噪音污染，对生活在淡水生态系统的鲸类影响开展研究，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观点性文章，呼吁全球研究力量的关注。

如今，王丁依然活跃在江豚研究保护的工作一线。让他感到欣喜的是，已经有更多保护江豚的力量集结。“不用再做孤军奋战的‘孤勇者’，我相信江豚保护的工作会更加精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