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暴发面前，人类对病原微生物认知上的滞后会造成防控上的被动局面。为改变这一局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要建立一个能够将“主动应对未知疫病”功能作为目标的国家实验室。

徐旭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 10 年间，国内外已有多家研究团队在新病原体挖掘、致病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但当前我国关于潜在病原体和致病风险预警的研究还存在研究深度不够、缺乏体系化合作等问题。因此建议通过国家实验室机制予以改善。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人类很被动

本世纪以来，以SARS、埃博拉出血热、新冠肺炎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先后出现，不仅对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也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70%以上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徐旭东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养殖业的发展和环境变化，人类和动物的接触越来越密切，这直接增加了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发生溢出、给人类带来疾病的机会。

目前已发现的病原微生物只是冰山一角，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种类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因此，徐旭东直言：“潜在的能引起人类传染病的病原体将是未来我们持续面临的挑战之一。”

他提出，目前人类应对传染病的对策基本是被动的：疫情出现之后，首先须鉴定病原体，继而开展传播途径、动物宿主和传播媒介、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等研究。如此，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暴发的初期，必然存在一个认知上的滞后期，造成社会动员和封闭措施无法决断，既可能超过应对需要造成经济损失，也可能因迟疑不决导致疫情扩散。

“这一问题已经在2020年初武汉暴发的新冠疫情得到显现。为此，需要改变潜在病原体引发新型传染病的应对策略，做到主动出击，提前布局，开展前瞻性研究和风险预警。”徐旭东说。

“单打独斗”难成气候

事实上，过去的10年间，国内外已有多家研究团队在新病原体挖掘、致病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发现多种过去认为不致病的微生物实际上可以引起人间疫情。有团队还通过统计机器学习模型整合病毒学、生态学、人口统计学等多维数据，预测全球哺乳动物病毒跨物种传播风险。

但是，徐旭东指出，当前我国关于潜在病原体和致病风险预警的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相关研究仅依靠单一研究团队对某一类特定的自然宿主动物或媒介动物的病原调查，缺少多部门、多学科领域的合作。

“若需从病原体传播的完整链条上发现、鉴定病原体，研究其传播风险，仅凭科研人员单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需要农林、兽医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多方的协作。”徐旭东说，此外，传染病预测预警工作还需要生态学、流行病学、数学建模等多学科专业特长的有机结合。

二是研究深度不够，下游研究跟不上。徐旭东指出，成功分离到病原体的概率很低，且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病原体进行了体外或动物感染实验；此外，针对未来可能造成疾病暴发的新型病原体的诊断方法和疫苗、药物等防治技术的储备，进展也相对缓慢。

多方联动，防患于未然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集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针对我国在潜在病原体和致病风险预警的研究中“单打独斗”难成气候的问题，徐旭东建议，要通过国家实验室机制，整合病毒学、微生物学、公共卫生学、兽医学、生态学、数学等多学科团队，形成相对稳定的潜在病原体和新发传染病研究队伍，并给以长期支持。

同时，徐旭东表示，还要建立科研院所、卫生健康、农业林业等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便捷实现相关研究在样品采集、病原体特征鉴定、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储存与分析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形成潜在传染病的预警与防控体系。

非洲、东南亚是一些新发传染病的“热区”。徐旭东认为，我们要与非洲、东南亚等的热点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拓展潜在病原体研究范围，进而加强对未知疫病预警和检测。

此外，他还建议，要建立疫病防治政产学研联盟，并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建立储备技术研发基金，支持科学家不仅针对已有的传染病病原体，也针对高风险病原体开展诊断、疫苗、药物研发，“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